在中国，军这一级编制单位伴随近代陆军——清末新军的诞生而诞生。在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5年颁行的陆军编制中，军不是一级固定的编制单位，直到黄埔建军时“党军”诞生，军，才首次作为一级固定编制而存在。
军成为一级固定编制单位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先说一说什么是固定编制，什么是非固定编制。
固定编制是一个建制单位的法定编制。其指挥层次、所辖单位的数量、机构设置、兵种比例和人员、武器装备等都有法定数量，非固定编制则所辖单位不固定，作战时，可根据任务实际需要临时编成，指挥的单位可多可少，规模可大可小；固定编制单位在平时即长期存在，而非固定编制单位往往是战时根据任务临时编组；固定编制单位的首长既要练兵，又要带兵，战时也还要用兵，而非固定编制单位的首长只管用兵，对于练兵、带兵则非份内之事。
北洋陆军中的军和师两级单位，就是非固定编制和固定编制的典型，很能说明问题。那时的陆军师，系由清末新军的镇直接改名而成，它的编制，从层次结构上说，下辖步兵旅2个，骑兵团、炮兵团、工程兵营、辎重兵营、军乐队各一个；步兵每旅辖2个团，每团3个营，每营4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3个班，每班士兵14人；骑兵团辖3个营，每营4个连，每连2个排，每排2个班，每班士兵14人；炮兵团辖3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3个班，每班士兵14人；工程兵营辖4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3个班，每班士兵14人；辎重兵营辖4个连，每连2个排，每排3个班，每班士兵14人；军乐队每队49人。共计全师军官、军佐748名，士兵10436名，夫役1328名，总计12513名。
从装备上说，以北洋陆军第6师的前身第6镇为例，全镇野炮36门；山炮18门；标旗5面，营旗24面；军官佩刀452把，军佐佩刀97把，书记佩刀46把；军官手枪452支，军佐手枪96支，士兵手枪355支；步枪6849支；马枪1483支；马刀1046把；步兵号98支，骑兵号59支；铜吹哨342个；四倍望远镜284个，八倍望远镜180个；炮队镜219个；孔明灯633个；号灯2000对；号旗40对；病床69架；子弹箱192个；大工兵锹576把，小工兵锹3024把；大工兵镐192把，小工兵镐1824把；大工兵斧96把，小工兵斧1200把；枪炮修理器械20副；军乐队刺刀50把；刺枪、劈剑练习器具308副；军乐器具45件。
这便是当年一个师的主要编制定额。不是全部，为免过于繁冗，许多杂项未列。但即便如此，也足以看出其详细的程度。固定的编制就是这样，它要求必须是精确的、详细的、有法可依的，多一支枪多一个人都属超编，少一支枪少一个人都属减编。
而作为非固定编制的军的编制就不一样了，“一军之制，由第一军至若干军，每军两镇至三四镇不等……平时暂不编军，遇有军务，再酌量情形奏请编设，”从这份订于1905年的新军营制饷章中就可以看出，军的编制是可多可少、可大可小的。
北洋军中，曾有好几次出现非固定编制的军。第一次是1905年，是专为秋操而设。秋操，即实兵对抗演习。因当时规定为每年秋季举行，故曰秋操。这第一次编军，是编成南军和北军。其编制序列：
南军总统官王英楷。
下辖：
“第四镇：统制官吴凤岭。辖步队两协计十二营，马队一标计三营，炮队一标计三营，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
“第四混成协：统领官张怀芝。辖步队两标计六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
“第九混成协：统领官马龙标。辖步队两标计六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辎重队一营。
“总计南军官兵共22513员名。”
北军总统官段祺瑞。
下辖：
“第三镇：统制官段芝贵。辖步队两协计十二营，马队一标计三营，炮队一标计三营，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
“第一混成协：统领官曹锟。辖步队两标计六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
“第十一混成协：统领官陆建章。 辖步队两标计六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
“总计北军官兵共22489员名。”
这两个军，并没有编成第一、第二这样的番号，这是刚刚从旧的军制中脱胎出来的痕迹，就如同早期的新军营以下各队番号不称一、二、三、四而称前、后、左、右一样，但从其编制和军的首长的名称上看（当时军制，镇的首长称统制官，军的首长称总统官），已经和后来的第一、第二这样的数字番号无异。这应该是现代意义的军这一编制单位在中国的首次出现。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因打仗而编成的军，是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为镇压起义民军所编成的三个军，其番号与编制序列：
第1军，辖陆军第4镇、陆军第3混成协、陆军第11混成协。
第2军，辖陆军第5镇、陆军第5混成协、陆军第39混成协。
第3军，辖禁卫军、陆军第1镇。
这也是首次以数字做番号而成立的军。当战事停止后，这三个军也就撤销了。
民国建成后的第二年，暴发了二次革命，北洋军又一次编成两个军对南作战。第1军军长段芝贵，辖中央陆军第2师、第6师，兵出湖北，攻江西；第2军军长冯国璋，辖中央陆军第7师、江苏陆军第4师、中央陆军第4师之第7旅、中央陆军第1混成旅以及张勋定武军等，攻南京。二次革命战争结束后，这两个军撤销。
从这两次编军，可以看出其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为战而设，战后即撤消；二是依战而编，根据需要，所辖兵力可大可小，多少不一；三是军的指挥官与所辖部队并不要求非得有平时的隶属关系。也就是说，即这个军由这个军长或那个军长来指挥，都不至于出现大的掣肘。体现了北洋建军时“无论何处兵队，均可编配成军，协力攻守，无论何军将领，均可统率节制，如法指挥”的初衷。
护国战争时，北洋军没有军的名称出现，而编成两个路，即第一路司令马继曾，率两个师和安武军进军湘西；第二路司令张敬尧，率两个师和四个混成旅接战川滇。虽没有军的番号，但这第几路第几路中的路，和第几军第几军中的军，是完全相同的性质。
1924年，暴发了江浙战争。交战双方也都编成与军的性质完全相等的路。其中苏军编成3路，第1路宫邦铎，辖4个师、2个混成旅；第2路陈调元，辖2个师、3个混成旅；第3路王普，辖2个混成旅。
浙军也编成3路，第1路何丰林，辖1个师、3个混成旅；第2路陈乐山，辖2个师；第3路潘国纲，辖2个师。
与江浙战争几乎同时，直奉之间也开始了第二次战争，作战双方都有军的编成。其中直军编成4个军：
第1军彭寿莘，辖第15师、第9师、第23师、第12混成旅、第13混成旅、第14混成旅；
第2军王怀庆，辖第13师、第4路巡防营；
第3军冯玉祥，辖第11师、第7混成旅、第8混成旅、第25混成旅；
第4军曹锳，辖第26师、第16混成旅。
奉军编成6个军：
第1军姜登选，辖第4旅、第12旅、第16旅、第19旅；
第2军李景林，辖第3旅、第23旅、第24旅、第25旅；
第3军张学良，辖第2旅、第6旅、第27旅；
第4军张作相，辖第8旅、第10旅、第26旅、第14旅；
第5军吴俊升，辖第17旅、第1旅；
第6军许兰洲，辖骑兵第1旅、骑兵第2旅、骑兵第5旅。
军这一级编制单位，在北洋早期开始一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它的非固定性和所属师旅的固定性相结合的模块化编组形式，以及这样编组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是十分科学的，有效的，是代表了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的，即使到了今天，其进步意义都是应该给予高度肯定的。
但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军的性质已经开始悄悄的蜕变，其原先的三个鲜明特点中的为战而设和依战而编的特点都还存在，但军的指挥官与所辖部队的关系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不同的师旅已经不再认同不同的指挥官，不同的指挥官也无法再有效指挥不同的师旅。特别是直军阵营中的冯玉祥所部，已经基本养成私兵的性质，不再可以象积木那样随意变动给别的军长都能顺利指挥了。奉军一方的张宗昌所部也基本具备了同样的性质。
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北洋军开始分裂，冯玉祥、张宗昌那样兵为将有的情形更趋恶化，由奉军、直军等分裂而出的直鲁联军、国民联军、河南保卫军等纷纷独立，军的番号愈加多起来。军的性质被改变，先前那种因作战而临时编成的军无形中消失，各大小军长视部属为私有，不再可以因战事结束而取消军的编制，军所辖单位也不再可以任意组合。你这军的兵我无法指挥，我这一军的兵你也照样无法指挥，北洋早期那种大一统的格局被大大小小的私兵割据所取代。
如果说军的积木式结构在北洋军中是直到后期才逐渐偏离建军初衷而变质的话，在南方的反政府革命军中，则从建军之初便不曾具备这样的性质。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有过军的编制，即：
第1军，总司令官吴兆麟，由鄂军组成；
第2军，总司令官李烈钧，由赣军组成；
第3军，总司令官赵恒惕，由湘军组成。
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也有军的编制：
第1军，由镇军编成，军长柏文蔚。辖第1、第2、第3师，后辖第1、第4、第9师；
第2军，由扬军编成，军长徐宝山。辖第11、第12师；
第3军，由桂军编成，军长王芝祥。辖第8、第17师；
第4军，由粤军编成，军长姚雨平。辖第11、第22、第24师；
第5军，由浙军编成，军长朱瑞。所辖部队未详。
湖北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的这几个军，就其性质来看，与北洋所编的军有很大的不同。区别之一即虽然这时的军还没有法定的编制表，每个军的大小也全都不同，但它已经有了些许平时的性质，即并不随着战斗的结束而取消。区别之二是它不能实施模块化组合，不能象清末民初北洋军那样“无论何军将领，均可统率节制，如法指挥”。就以临时政府的几个军为例，很难想象，扬军出身的第2军军长能够顺利地指挥全由粤军编成的第4军，当然反过来也同样。因为这时各军的所属，基本全由同一地域或同一系统的部队所组成，每一个军就是一个山头，这个山头的兵不可能接纳别的什么人的调遣。实际上这就已经为日后南方各省军的独立割据埋下了隐患。
这一时期的南方，比较具备模块化组合的军的性质的，是护国战争时所编的三个军，我们来看其编成：
第1军蔡锷，辖第1梯团刘云峰、第2梯团赵又新、第3梯团顾品珍、第4梯团截戡；
第2军李烈钧，辖第1梯团张开儒、第2梯团方声涛、第3梯团何国钧；
第3军唐继尧，辖第1梯团赵钟奇、第2梯团韩凤楼、第3梯团刘祖武、第4梯团庾恩旸、第5梯团叶荃。
从三个军所属梯团与梯团长的出身背景看，都是清一色的滇军，因而护国军这三个军应该具备模块化的军的编组形式。但即便如此，将这三个军的编制表与直奉战争时直军或奉军的每个军的编制表做一对比，也就不难发现，和直军、奉军那种各军所辖部队番号不相连属的情况不同，护国三个军所辖的梯团的番号是独立编成的。这一区别不应小觑，它隐寓了各军独立的意味。
护国战争最初这三个军还算好的，到了护国军政府开始以后，其所扩编的护国各军，就更不再是如早期北洋军那样单纯的指挥机构，而是向着固定的、独立的编制的方向靠近，甚至可以说正在借此形成各不同的派系。比如护国第3军莫荣新、第4军李耀汉、第5军谭浩明、第6军林虎等，就能够看出这样的端倪。到了护法军政府时期，尤其是到了这期间的总裁制时期，这一现象就更加明朗。像广东第1军马济、第2军林虎、第3军沈鸿英、广西第1军韦荣昌、第2军林俊廷、第3军陆裕光等，已经越来越不再是临时的指挥者，而更多呈现出派系首领的面貌。
再之后，南方武装割据中的军，虽尚无法定的固定编制之名，但各军之牢固程度，已如独立王国，而此时的许多军长，也已与诸侯无异。
军这一级的固定编制终于从制度上得到明确，始自黄埔建军时的国民革命军。当时的党军编制，是从军到班三三制到底，即每军辖3个师；每师辖3个团；每团辖3个营；每营辖3个连；每连辖3个排；每排辖3个班，每班士兵14人。计全军9516人，其中军官佐768人，士兵8748人。
从这份编制表中，没有看到骑、炮、工、辎兵的编制。实际上，党军因诞生于南方，可能没有骑兵，但炮兵、工兵、辎重兵是有的，但迄今没能找到这些兵种法定的编制。
以如此规模的军而将其编制固定，并无不妥，因为其顶多相当于北洋一个师而已。但后来军的规模扩大了，仍将其作为固定编制，就不妥了。尤其是它编定某一个军的原则，是以部队的出身系统作区分，则是严重败笔。比如最初成立的8个军，第1军是以黄埔师生为主编成；第2军是以谭延闿部建国湘军为主编成；第3军是以朱培德部驻粤滇军为主编成；第4军是由李济深粤军第1师扩编而成；第5军是由山大王李福林部福军为主编成；第6军是由程潜所部建国攻鄂军为主编成；第7军是新桂系部队；第8军是原湘军第4师。8个军各有系统，自成一派。
随着北伐胜利的节拍，南北各路军阀纷纷投效，为扩大革命影响，争取更多的军阀反正，革命军毫不吝啬地大加命名，军的番号如潮水般涌现。而这一时期的许多军，也仍然完全按照出身系统进行组合，于是每个军便也成为水沷不进的封闭团体，各军之间壁垒森严，形成军中之军现象。不要说模块化组合以及战术上的配合了，即使战役上的互相配合也成了问题。
这样编成的军，好处是可以将平时的训练、管理与战时的指挥一致起来，有利于组织指挥与协同作战，但它的缺点也是突出的，至少有以下两个严重的问题：
一是不够灵活，适应性差。不论是攻是防，你总要进行兵力部署，总要进行兵力与兵器的编组、配置和任务区分。而有哪一次战斗需要的兵力兵器是不多不少恰好由一个单位能够完成的呢？于是这又要牵扯到这个军的几个团加强给那个军，那个军的几门大炮加强给这个军的问题。而由于各军养各军的兵、各军管各军的兵，对于加强给本军的本属于别人的师旅与枪炮，指挥上的顾虑与掣肘，是不难想象的。
二是容易尾大不掉，甚至造成独立与割据。在民国这样的社会形态下，一个固定编制的师或一个旅都已经够政府忧虑的了，如果让一个拥有几个师的、数万兵马的军成为一个固定的编制单位，在当时多种势力互争雄长、政府的控制能力极弱而又缺乏有效的思想武装的情况下，各军头拥兵自重，形成独立、割据也就在所难免。而实际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当然，这样的情形，也怪不得谁，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在北伐进行中，为了争取更多的军阀反正，以期更早完成国民革命，革命军不得不迁就他们不肯打乱建制的要求，而以系统进行编军，造成一个又一个的山头。北伐完成后，国府是有心将师这一级重新作为军队平时最高固定编制单位，而将军这一级作为战时非固定编制单位的，但招致各大小军头的强烈抵制，很快就以此为导火索而暴发了新军阀的大混战，这一想法只好搁置。再之后日寇入侵，抗日战争暴发，军这一级更进一步地被确定为固定编制单位。待到抗战胜利结束，国府又一次将裁军而设师的想法摆上桌面，但很快又暴发了国共之间的大战，弄了不到一半的事又只好再度搁置。直到河山变色，老蒋也没能将他的裁军而定师的意愿全部实现。
军成为非固定的模块化编制单位，在大陆，很多人说是近二三十年才有的事，其实不然，事实上这样的想定与实践，早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先例。可惜的是，由于政府的无能导致的军阀割据，这一先进的编组方式在进入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却被一种落后的固定编制的方式所取代，这委实是一个倒退，尽管这倒退充满了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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