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领导 在于能有预见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

教员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这是教员对领导最生动最深刻的诠释，也是对领导人员素质的基本要求。做领导的如果不能先于别人看到“大量的普遍的东西”，说明他不具备做一名出色领导人的潜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清楚。教员和中共中央立刻做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相反，蒋介石和国民党就没有这个眼光，仅仅认为这是一个“地方事件”。

局势越复杂，对教员来说，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

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教员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教员能够预见未来，源于他渊博的学识，以及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

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前言”中说：“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战役的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

1962年，当教员决定教训印度时，他引述了历史，说历史上中印打过“一次半”仗，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做到“有理有节”。由此可见，教员的历史功底之厚，活学活用的功夫真的不一般。

或许有人会问，这种领导人的预见能力从何而来呢?窃以为，源自于学习思考。大量涉猎古今中外政治、经济、历史、自然科学等书籍。《共产党宣言》教员看了100多遍，《资治通鉴》读了17遍，等等；扎根于实践。向实践学习，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在实践中验证想法磨砺提升预见力；升华于总结。不断地复盘总结，更好的指导下一步工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等等。

另外，教员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确实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