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朋友圈被《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刷爆。
血淋淋的真实在眼前撕裂开来，上映一天直接破3亿的成绩
少见一部国产电影，在正式上映之前就能成为大流量话题。《我不是药神》定档日期是7月6日，但从上周末开始，关于它的赞美以及随之而来的探讨已经充斥了人们的视野。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你得了一种病，
而这种病只有一种药可以治疗，
需要终生服用，
但这种药的售价是四万一瓶，
即使是短期内的服用也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倾家荡产。
如果没有钱买药了，
只能孤独的死去。
你有没有想过，还有这样一种药，它的药效和4万块钱的完全一样，售价只有500，然而它是不合法的，是别的国家生产的仿制药。
但是许多得了病的人只能买得起这种药，它是最后的希望。
这意味着所有代购或销售这种药的人，是违法的，但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它来救命，这里面包含了太多人性的丑陋和世间的悲悯。
上面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种病叫慢粒白血病， 这种药叫格列卫，电影《我不是药神》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
卖印度性保健药的程勇，生意差到交不起房租，妻子急着和他闹离婚，而他的父亲因为血管瘤急等着他的救命钱，于是他被逼上了一条不归路。
电影有个场景很心酸，程勇的父亲因为病重躺在他的破面包车板子上，他一边开车一边焦虑。
如果没有钱，他的父亲只能死去；如果没有钱，他的儿子将要被妻子带到国外去；如果没有钱，他的店子马上就要被房东给关闭，这一切对他来说，太难太难了。
程勇为了自己的父亲，知法犯法，他不想做活菩萨，他就想赚钱给父亲看病。
の
思慧为了女儿，出卖肉体。
夜总会里，曾指挥思慧跳钢管舞的男领班，被程勇砸钱逼上台跳起了钢管舞。
大家叫着嚷着起哄，谁起哄的最厉害？是思慧啊，近乎疯狂的喊：脱裤子！脱裤子！脱裤子！脱裤子！
为什么？因为她曾经为了女儿，一件一件脱下过衣服，她每一声呐喊中都藏着无尽的委屈。
程勇看向她时，她眼里噙满泪水。
の
曹警官为了完成抓捕任务，地毯式搜查，抓了一堆病人，试图通过病人找到药贩。
一位患慢粒白血病的老人，握着曹警官的手，哭哭哀求：
『警察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么。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
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
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
の
黄毛更不想死，他还想回趟家呢。
为了自己活命，为了大家活命，也为了自己心中的英雄勇哥，黄毛的车甩开了警察，命却被货车撞没了。
程勇跑到医院里，声嘶力竭：
他才20岁！他想活命！他有什么罪？！
瞬间泪目，这个20岁的黄毛小子，剪了头发，买了车票，最终还是没能回家看一眼。
这仅仅是电影么？
与其说这是电影，
不如说这是当下社会同步进行的故事。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程勇因为穷，买不起房子，对不起老婆，养不起孩子，治不了父亲的病。
吕受益因为穷，吃不起药，受罪，等死，割腕自杀。
刘思慧因为穷，要去跳钢管舞，要带男人回家出卖肉体。
黄毛因为穷，上不起学，治不起病，有家不能回，在猪场等死。
病人们因为穷，乱投医，吃假药，住廉价宾馆，暴力抗议天价药。
贫穷究竟有多绝望？
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答案。
深圳有一位63岁的林女士，她的儿子楚先生得了强直性脊柱炎没钱治疗，她总是对儿子说：“当妈的帮不了你，太难受了”。
她记得自己之前有一份保险，如果她出事，可以赔20万。
那一刻，她就动了一个念头。
一向节俭的她，买了一份饺子，吃完饺子后，她在9楼的阳台纵身一跃，跳楼而亡。
可是，她不知道，自杀是不能获得赔偿的，她更不知道，那份价值420元的1年期意外险，已经过期了。
她在遗书中写道：“你放心，妈一定会帮你筹到那个治病的钱”，可是她用死亡都换不来那20万的治疗费用。
有人说穷人只能用命换钱，可是有时候用命也不一定能够换来钱。
知乎上有人问，中国真的很多穷人吗？
我看到了几百个答案，一个个答案都是触目惊心。
你所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所轻视的现在，殊不知有很多人为了它倾其所有。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说并不都是美好的，你万箭穿心，你生不如死，那也只是你而已，别人永远体会不到，也永远不会感同身受。
有的人光是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煎熬，你永远不会懂。
政策保护谁？科研创新“神药”专利VS生命
“医药圈流传着一种说法：‘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言下之意，天价药不能归罪于药企贪婪，而是研发成本巨大。”
以上引述的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科研创新和制造生产，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诺奖获得者屠呦呦，试验了191次才提取出青蒿素，甚至曾因亲自试验致肝中毒。而这只是青蒿素一个成分而已。从成分研制，到组成药物、药理实验、上市……药企如果要创新，推出更多“救命药”，就必须经历价格高昂的研制过程。而言保证这份科研创新动力不竭，就不能做伤害专利的事情。
保护科研专利还是保护生命？看起来，毫无疑问应该选择生命啊。但政策制定中却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如果放纵仿制药，不保护研发专利，看起来短期内能救更多人的命，但长期来看，却让药企丧失科研动力，更多救命药失去被研发上市的可能。只有保护“神药”，才能救得了未来更多患者的命。
现实就是现实，绝不会像电影中那样容易判断。对于患者而言，眼下救命就是一切；但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却必须认真考量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眼光必须放得更长。
这应该是任何政策都会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有些选择更棘手，有些选择更容易。
政策制定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究竟应该怎样选择？
“药神”和“神药”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怎么解决？
在如此高的研发成本之下，药企向消费者收取生产成本之外的高额费用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更何况，与智能手机这样的大众消费品不同，针对罕见病的特效药，往往目标用户群体极其有限。《药神》片中的慢粒白血病，发病率小于十万分之二，就算研发出特效药的药企垄断了全球市场，其用户规模也不过15万人上下，而对比之下，苹果公司却可以在将近10亿用户身上平摊iPhone研发成本。
假如用行政手段强制药企降价，或对成本低廉的仿制药不加以限制，药企将失去研发新药的动力，最终仍将损害病患的利益甚至阻碍医药科学的发展进步。美国在1984年出台了《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案》，规定原研药（如电影中2万一瓶的格列宁）在获批之后，享有3~12年不等的独占期，独占期内禁止仿制药在市场售卖，从而使承担了巨额成本及风险的药企能够获得对等的利益回报。
那么如果药企有理由高价卖药，是不是锅就转到了政府头上？政府是否应该为这些可怜的绝症患者买单，提供高比例的医疗费用减免或经济援助？
这个问题不好讲，但政府拨款显然不能靠“善心”。如何花费纳税人的钱去做财政支出是一个结构性统筹的问题，我们作为个体，可以倾尽全力救助尽可能多的失学儿童或残疾人，但假若政府如此行事，就是渎职。
1970年，赞比亚修女Mary Jucunda给NASA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问，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孩子吃不上饭，NASA为什么要在火星的项目上花费几十亿美元？
NASA科学副总监Ernst Stuhlinger写了一篇日后流传甚广的回复。他在信中说，探索宇宙并不是一件与地球人无关的事业，正相反，人造卫星能够高效率地扫描土地，观察农作物生长所需的多项指标，最终为农作物的年产量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提升。此外，太空项目的合作还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的隔阂，这也将降低食物援助的阻碍，进而缓解饥饿问题。
NASA这篇雄文堪称机构PR的典范，层次鲜明，有理有据，真挚地直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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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吹不黑，Ernst Stuhlinger老爷子笔力完爆半个中国自媒体圈
但，假如有一项支出，完全无法对饥饿问题做出任何贡献，比如研发电磁炮或者扶持民间戏剧，此时该如何回答赞比亚修女的问题呢？
如果你没有偏激到说：让我们先彻底解决全球的饥饿问题，否则就完全暂停国防、科研和城市建设。那么你就隐约赞同——对一个足够大的群体来说，个体的生命并不具备无限的价值。
截图自某影评大号的评价。
生命无价，是一句最政治正确的蠢话，我们不应止步于此。
“对生命明码标价”一般来说是形容劫匪、黑心商人、奴隶主的专属词汇，但实际上，如果简单粗暴地认为“生命无价”，在这个资源还很有限的星球上，只会滋生出更多的谎言与欺瞒，并且堵住讨论和解决问题的通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统计上的生命价值”（VSL）概念诞生，并广泛应用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中。
统计生命价值，是指降低一个死亡人数所要付出的成本。政府机构在制定政策时，以统计生命价值为准绳，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例如，市政府需要考量是否更换新型号的救火车，假如经过测算，该国的统计生命价值是200万元，更换新型号救火车后，能多救下1000条人命，那么就要看更换救火车的财政支出，与它能挽回的生命价值总和（200万元×1000=20亿元）是否对等。
统计生命价值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如果去看具体的VSL研究数据，我们将会发现触目惊心的事实：中国的VSL数据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很低，二是很不均衡。据统计，中国的统计生命价值约为181万元（人民币），美国的统计生命价值则在600万~1100万美元之间，中美差了50倍左右。
另一个数据则是，中国城镇与农村人口在生命价值上的差异高达4.3倍，2006年广东省农村人口因交通事故死亡而获取的赔偿金（死亡赔偿与统计生命价值高度正相关）是9.4万元，而同期深圳城镇人口的赔偿金为57.3万元。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低命价”也为中国带来了后发优势
医疗保险正是应用VSL相当多的一个领域。正如Victor Fuchs在《Who Shall Live？》（《谁将生存？》）中指出，由于社会资源有限，除医疗保险之外的其他社会目标，如正义、美好、知识也理应占有一部分社会资源。假如我们竭尽所能去减少疾病、减免痛苦和延长生命的话，用于医疗保险的费用就会占去社会开支的大部分。那么剩下用于正义、食品、美好、国防以及其他我们认为珍贵的东西上面的开支就会少得可怜。因此，世界各国都针对医疗保险实行了配给制度，来决定有限的医疗保险都花在什么地方。
英国的国家临床评价研究所就“邪恶”地认定，如果一项医疗措施能用2万英镑就换来患者多活一年（实际上是质量调整生存年，不赘述），他们就会批准。而如果延长一年生命的代价超过了5万英镑，则应该被否决。
一味发善心和逞血气之勇，也许救得了电影中的1000人，但无法救2000万人。据统计，人类罕见病（患病人数只占世界人口0.65%~1%的疾病或病变）超过6000种，仅在中国，罕见病患者群体接近2000万人。换个视角来看，慢粒白血病分到医保费用，对其他的罕见病群体来说，是不是一种利空？
在这个意义上，《药神》中慢粒白血病群体的痛苦与抗争，其背后的核心议题，正是法律经济学范畴——在法律与政策的制订和实操中，应该如何平衡罕见病群体与药企之间的利益？有限的医疗保险，是否应该投放到对罕见病人的支持中去？哪些病医保应该管，哪些不该管？
如果单单把目光放在某种单一的罕见病上，纯从利益角度的话，答案可能都将是“不值得”。但若算上全部的罕见病——全球罕见病患者超过4亿人，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罕见病患者。则事情就变成了电影中慢粒白血病患者对警察的控诉：你不为自己想想吗？谁家还没有个病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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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家没个病人？”——此处应备纸巾
对于我们所处的现状而言，谈论“如何实现最大善”、“如何进行最优配给”，是奢侈甚至有些空泛的。也许更加现实的是，如何使具备能力、具备权力的群体，真正关注到罕见病和小众群体的福祉？
不管是VSL的概念和应用，还是法律经济学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都仍有一定争议。但我想，总有一些事情是确定的——
讨论比静默要好；
计算比算计要好；
科学计算和统筹，比“谁哭得声音大”我救谁要好；
明码标价比暗箱操作好；
不同群体间进行争夺与博弈，比让领导先走好；
生命有价，总比一些人生命无价，另一些人生命零价好。
《我不是药神》中的“药神”勇哥在电影中，用戏谑的口吻，将“Life is money”和“世界上只有穷病一种病”（电影中的药贩子张长林的台词）的话题抛了出来，这就是最大的价值。虽然影片对药企和医药代表的刻画还是偏符号化，但整体已经足够克制和冷静。在这样一个题材下，能做到不去最大化煽情，能把电影拍好看，能既探讨现实又最终过审，我们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在《我不是药神》的结尾，出现了几行字幕，记载中国在慢粒白血病和仿制药上的政策变迁。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药品研发困境，经过了40年间药企、患者组织、医院、保险公司、各政府机构间的充分博弈，才形成现在罕见病研发与售卖的制度体系，通过基金资助、税收减免、加速新药审批速度、市场独占保护等等多方面措施进行激励，使罕见病药品在2000年之后迎来大爆发。
美国在医药领域的巨大领先优势，依托于其综合国力与科研水平，但绝不仅源于“硬实力”。这方面的探索，我们才刚刚开始。
前路漫漫，感谢徐峥。不多说了，我去微博超话为山争哥哥签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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