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学与纬书

晚清今古文之争，对于后世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经学过于专门，人们对于今古文经学还是很难了解其中的差异。周予同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负责《教育杂志》时撰写了《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并发表在《民铎》杂志1925年第六卷的第二、三两号上。次年即交与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出版并改为今名，1929年再版的时候列入了著名的“万有文库”。建国后，周先生对原书进行了部分删改，1955年交与中华书局再版。83年此书收于《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96年的增订版和2010年的《周予同经学史论》中。2012年与《群经概论》合刊为《群经通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是了解经今古文学的重要参考书。

【今古文经的定义】汉兴，设立《五经》博士官；博士们所用的经书本子是用汉时流行的隶书写的；隶书在汉时，好像我们现在用的楷书，所以叫做“今文”，就是用现代文字书写的意思。到了后来，那散在民间、藏在墙壁间的古书逐渐发现。这些书是用汉以前的文字——即所谓“古籀文字”写的，所以叫做“古文”；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书写的意思。照这样说，经今古文不过是书籍钞本的不同，——一种是用今文写的，另一种是用古文写的，——本是很普通而简单的事。

【古文经学与六经】他们以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谓《六经》皆史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他不过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以传授给后人而已。简言之之，就是他们认为孔子是史学家。

【今文经学与六经】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以他们对于《六经》的排列，是含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以《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领悟，所以列在最后，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

【今古文之争】第一次是刘歆（古）和太常博士们（今）争立《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第二次是韩歆、陈元（古）和范升（今）争立《费氏易》及《左氏春秋》。第三次是贾逵（古）和李育（今），第四次是郑玄（古）和何休（今）争论《公羊传》及《左氏传》的优劣。

【今文经的评价】就普通的影响说，在消极方面，能发扬怀疑的精神；在积极方面，能鼓励创造的勇气。就实际的结果说，在消极方面，使孔子与先秦诸子平列；在积极方面，使中国学术，于考证学、理学之外，另辟一新境地。

经学上自清代的今文学，然后孔子才摆脱迂缓的、顽固的、琐屑的气味，而给我们以伟大的热情的印象，使孔子思想从弥漫的死气里一变而含有新鲜的生命，这不能不算是今文学者的功绩。

【基本参考书】康为的《新学伪经考》、廖平的《今古学考》、王先谦的《诗家义集疏》、刘逢禄的《公羊何氏释例》诸书，也就可以了。此外章炳麟《检论·清儒》篇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都有谈到清代今文学盛衰的史迹，也可以参看。

【自我评价】本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叙述经今古文学名称的产生、论点的异同和学派的演变，似乎还仍有史料参考的价值；至于六、七两章叙述经今古文学和其他中国学术部门的关系以及对于今文学的评价，当时虽自以为也还“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朱维铮的评价】一是周先生时年二十七岁，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由此书开始晋身于中国经学史的开拓者行列。二是周先生谦称的“这本小册子”，首创“经今古文学”一词，用以指明中世纪经学，自开端到终结，都是一部争论史，决非古今自称儒家的愚者黠者所宣扬的什么一贯之道的表征。当时钱玄同就称道周先生提出的这个概念，是经学研究的一个“发明”。三是《经今古文学》的效应，对中国经学史成为史学的一个专门学科，具有路标意义，不仅概念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而且全书促使人们日益从历史角度认知经学传统。

【谶纬的定义】纬书之广义的解释，是泛指当时所产生的一切讲术数占验的书而言，所以每每将“谶”、“图”、“候”等字与“纬”字配合而成为“谶纬”、“图纬”、“纬候”等名词。纬书之狭义的解释，则专指“七纬”而言。所谓七纬，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的纬。

广义的“谶”是和广义的“纬”一样地泛指当时一切讲术数占验的文字。但非文字的口说，如《史记·秦本纪》所载的“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也可以称为谶。《。至于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当时所谓“河图”、“洛书”而言（或简称为“图”、“书”）。

【纬书与经学】纬书的产生，远近二因。近因由于汉初经生与方士的糅合；我们可以武断的说，假使没汉初方士化的经生，决不会所谓纬书的。而方士与经生之所以必出于糅合一途，则一、由于春秋战国以前阴阳家的遗毒未尽，二、由于孔子创设儒教之去鬼神而取术数．三、由于秦皇汉武之好方土。而这三者也就是我所谓产生纬书的远因。

以汉代五经家，不仅今文学家与纬谶密切的关系；就是古文学家及混淆今古文学者，其对于纬谶，也每相当的信仰。

【近代经学与纬书】近代今文学家，生当社会较为开明之际，对于纬书，非不知其为诬妄而不足信；但所以曲为掩护的，大概除学统的关系外，还有三种原因。即：一、合于孔子素王说，二、合于孔子改制说，三、足以助六经的笺注。

【朱维铮的评价】是对于中世纪经学与生俱来就带着巫术胎记的系统揭露。秦汉的儒生，包括号称“儒宗”的董仲舒、刘向之流，在争夺“国教”主流地位的时候，无不以通神见鬼祈福禳灾的方士面目出现。直到清末康为替戊戌变法张目，率众门徒赶制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仍充斥着孔子乃受命改制的素王一类昏话。迄今还有变种，什么公羊学救世、“儒家社会主义”云云。

这部《经今古文学》出自于以为27岁青年之手，说什么都会让今天的文史博士惭愧不已。当然，也会有人认为，周予同不过是窃取廖平今古文经学的划分，并融入了自己的思考而已。但问题就在于，研究本身就基于已有的研究，贵在推陈出新。周先生这部作品，在今古文经学定义上是接受了王国维的研究，在今古文的区分上是借鉴了廖平的《今古学考》，对于今文经的揄扬，则是受到康有为和钱玄同的影响。最后，我们也不能不说，他将这些知识融成了这样一本《经今古文学》的作品。至于纬书的讨论，则是将其与经学结合起来研究，这点上还是很有卓识，与后来的钟肇鹏和陈槃的纬书研究相比，周予同更突出与经学的关系，而不是仅仅关注在纬书本身之上。所谓开山有功，筚路蓝缕，今日重启经学，周先生的作品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