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会从学校离职时，我总会告诉他们是环境的原因，自己在一个环境里，看到了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有一些新的方法，却无法改变的无力感。所以我选择在另一个地方发声。其实，并不是我无法改变原有场域里人们的行为，而是认知或是意识。
黛娜·甘宁汉在访谈时说到，当自己在法庭上看到对方因为自己的咄咄逼人而哭泣时，那一刻自己突然意识到：天呐，我在做什么？在那场诉讼以后，她辞去了律师的工作，选择了在自己认同的新型社区工作。
以前工作中总是希望可以影响学生，让手头几十几百个学生觉醒。有一次，一个女生因为失恋找男友复合不成以死相逼，打算跳楼。从阳台救下她后，我把她带到了自己家里，吃饭，睡觉，我们在一起共同待了3天。那三天自己非常疲惫，夜里与她谈心，白天还要工作和培训。后来，她真的再也没有冲动了。
这样类似的事情或许有很多，后来我发现也不是救一个就能解决问题的，或者说处理一两件棘手的工作问题就能够改变现状的。我在做什么？领导和同事们竟然认为我神经病。
曾经一个少数民族的男生因为暑期去上海打工，在工作地点，被其他一群各地来的年龄相仿的欺负，他们围起来用木棍打他，最后男孩抢过其中一人手中的木棍打在了另一人的头上。没想到的是，木棍上是有一根钉子的，钉子扎进了对方的脑袋里。幸运的是，伤者没有生命危险，一个月后出院了。
当时已经开学了，唯独他没有来报到，我拨打了他的号码无人接听，询问其他同学也不知去向。因为私交还可以，假期前跟我讲过自己要去打工。后来我接到了家长的电话，跟我说明了学生的情况，说孩子目前被拘留了，我虽然知道结果一定不乐观，还是仅向领导告知了孩子因为假期打工和他人发生冲突，遇到一些问题，公安机关介入了暂时无法回来。领导直接回复我说，通知家长事情处理以后来学校办理手续，这样的学生是必须开除的。
那一刻，我在想，我的工作难道就是让自己的学生被开除吗？我不能够保护自己的学生吗？就是这样一个家境不差的学生，自己却坚持要在周末兼职、假期打工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难道连继续学习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如果经历过这样一次事件后，后半生就完全改变了，那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于是我对领导说了谎：是学生受了伤，在医院恢复需要请假，公安机关正在调查。
后经调查发现，伤者有很多案底。男生被定为故意伤害，我给家长提供了学生的成绩单，获奖记录，写了在校表现等证明材料，最后得以将他保释。开学已经两个月了。由于错过了报到时间太久，不是开除就是申请休学。我对一些细节进行了隐瞒，帮助他成功办理了休学手续。前段时间联系了他，已经正常复学，但是得之我离开了学校，他觉得很遗憾。鼓励过后他告诉了我他的好消息：今年10月结婚。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故事完美的结局。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如果按照“规则”来说，我可能违规操作了。但好像我也没有后悔过。
和黛娜·甘宁汉一样，我选择了离开，选择了来到一群同频的伙伴中间共创。这次，我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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