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十月， 沙特阿拉伯破天荒成为首个给予机械人公民权的国家，沙特亦因给予「女性」机械人 Sophia 国籍及公民权而引来大量讨论。当中不止是因为作风一向保守的沙特突然让「女性」机械人升格成为公民（别忘了沙特最近才决定于2018 年6 月将女性驾驶汽车合法化），亦是因为将机械人视为公民会带来无法预测的法律后果。虽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沙特把 Sophia 升格为公民的举动只不过是个演给世界看的公关技俩，实际上未必因此带来重大影响。但随着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预视世界即将要面对及回应机械人在我们的政治、社会及日常生活中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当机械人遂渐融入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需要更常与机械人进行互动之际；这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价值挑战？
最理想的社交机械人——多拉A梦
相信也没有谁会对多拉A梦的故事感到陌生。一只来自未来世界的的机械猫和废柴男主角大雄成为朋友；这个多拉A梦，其实应该就是世界各地机械人研究人员最渴望能够研发出来的社交机械人（social robot）。
在现有研究里面，有几个不同概念帮助我们去介定何谓社交机械人[1]，例如：
（1）社交唤醒力（socially evocative）： 机械人设计利用人类惯于把物件「拟人化」的特性促使他们对机械人投入感情。
（2）社会境遇性（socially situated）：机械人能够理解与回应它所处身的社会情境，尤其是它需要能够在行动时区别出社会行动者（social agents）与非社会行动者。
（3）社交力（sociable）：机械人能够主动与人互动，并满足人们的社交和心灵需要。
（4）社交智慧（socially intelligent）：机械人能够展现出人类形式的社交智慧。
任以上任何一个概念，拥有自然感情、充斥自我意识，并能够流畅地与各人互动，产生感情，以至结交朋友的多拉A梦肯定是最理想的社交机械人。
然而现实世界里面，到底社交机械人会在多久的未来才会拥有接近人类的感情和知觉？甚至，到底它们有没有可能达到这种形态？虽然社交机械人的发展方向和局限还是未知之数，但这毫不阻止各大生产商开发这类社交机械人的欲望。纵使现时有限的科技还未可以做出一只多拉A梦，但这些还未完全完美的社交机械人还是陆续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例如，SONY 即将推出的新一代 AIBO 机械人。
机械人朋友是种危险妄想？
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多拉A梦，又怎会成为问题所在？社交机械人的出现并不简单如一头未来机械猫用时空机穿越到现代。在此，我们可以先看澳洲哲学家 Robert Sparrow 的看法。 [2][3][4] Sparrow 断定把社交机械人当成我们的玩伴是一种道德错误，因为社交机械人会成为我们切实地认识与接受世界的障碍。当然，他并不全完否定社交机械人可能为人们带来便利，甚至（精神）健康及福祉；毕竟，能够和社交机械人交谈、分享及和与它玩游戏，总比一个人寂寞来得惬意。但别忘记，社交机械人利用了人们惯于把感情投射到物件的特性使我们错误认为自己正在与它切实地交流，并给予它关心、视它为朋友。我们对社交机械人所表现出的关心和友谊，极其量是来自错觉或欺骗。而且，人们对物件投入真感情亦似乎未见恰当。也难怪 Sparrow 认为，社交机械人生产商鼓励人们去接受社交机械人为其玩伴是一种危险妄想。
再者，这些社交机械人更可能阻碍我们理解「关心」及「羁绊」的真正意义。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有需要时才启动社交机械人，并在感到烦躁、麻烦或再无需要的时候立即关掉它；但，真正的「关心」、「羁绊」并不是单向关系；这些必然双向的关系亦是人与人（或，人与宠物）及人与社交机械人的最大分别。
社交机械人与社会政策
除了个人道德价值问题，Sparrow 指出社交机械人在政策层面亦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果社交机械人被应用在解决儿童及长者照顾服务问题上，这不过是把照顾儿童及长者的责任视作一种技术性问题，并以一个纯科技的方法作出解决。就算社交机械人缓解了儿童及长者的需要，这种以科技化解问题的方案却无正视问题背后的各种因素；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因为我们真切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令家长及儿女有更多时间和心力去照顾孩子和长者，而并非单以机械人来取缔人类。
社交机械人带来的各种价值问题当然有值得争议的地方。维也纳大学的 Mark Coeckelbergh 指出，若人们与社交机械人的关系是妄想时，它的确会带来负面的道德价值。但是，并非每个人都会误把自己与机械人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关系。一个神智清醒的正常人应该可以完全分辨出真实和虚拟情况。正因为大部分人都可以清楚区分社交机械人所给予的「关心」和「友谊」只是一种虚拟感情关系，因此Sparrow 上述所提及的「社交机械人将是种危险妄想」亦不能成立；因为Sparrow 的论证假设了用家们并不能够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拟。 [5]
这个时候我们亦可提出另一个疑问：究竟是不是所有欺骗均在道德上不被允许？要是我们从义务论（尤其是康德式的义务论）观点出发：所有的欺骗大抵都不被允许。但要是我们换成其他观点，如效益主义式的思考来进行考虑，这些欺骗亦非完全不能接受，毕竟我们明白到（或不能否认）社会上的确有人能够从与机械人的互动里获得快乐。我们甚至可以质疑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否真的容不下欺骗，试想像：父母跟小朋友撒谎说药水并不苦涩又是否代表父母对子女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关心？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关心与欺骗并非不能共存。 [6]
当然，以上并没有回应到社交机械人涉及的政策问题，而笔者亦认同我们有需要考虑使用社交机械人是否只是治标不治本。但这又是否一个禁止使用社交机械人的良好理由？要知道这些社交机械人的应用是多样化的，因此，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设计及应用社交机械人，使它们协助我们体现关心与友情的价值。
参考资料
1. Kerstin Dautenhahn (2007). Socially intelligent robots: dimensions of human-robot interac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2, 679-704.
2. Robert Sparrow (2002). The march of the robot dog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 305-318.
3. Robert Sparrow & Linda Sparrow (2006). In the hands of machines? The future of aged care. Minds and Machines 16, 141-161.
4. 有关社交机械人来带的其他伦理挑战，可参考 Amanda Sharkey & Noel Sharkey (2012) Granny and the robots: ethical issues in robot care for the elderly.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4, 27-40.
5. Mark Coeckelbergh (2012). Care robots, virtual virtue, and the best possible life. In The Good Life in a Technological Age,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281-292.
6. Mark Coeckelbergh (2016). Care robots and the future of ICT-mediated elderly care: a response to doom scenarios. AI & Society 31, 45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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