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一个诗人，它往往是一种写作方式和一种诗歌理想的实际根源。1987年在山海关，你曾跟我谈到你在湖北乡间的童年生活，对你而言，童年经验童味着什么？童年并不是我专门去写的一个主题。对我而言，诗歌不是个人的传记，只有当童年经验在要求我去接近一种本质的东西时，它出现在诗中才是必要的。严格来说，不是童年生活，而是我们在童年时代所惊讶的一切，比如“自然”，从麦田上面掠过的天空，你曾提到的“第一次面对死亡”（它肯定发生在童年），正是这些非个人的、谜一样的东西在决定着我们后来的写作。
因此与其说“追溯童年”，不如说在进入一种记忆的可能，进入我们在童年时所经受的某种“洗礼”（荷尔德林的诗句“我在神的怀抱里长大”，向我们提示的正是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对一个诗人来说，童年即永恒。实际上我经常感到青春时代很虚幻，更遥远的童年和少年却时时出现在眼前。静下来想想，决定我一生的，恐怕仍是我在童年时代所遥望的天空。
对于一个诗人，或者说对于你，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怎样的？你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去接近这种生活方式？
我要努力去接近的，恐怕是诗而不是某种生活方式。至于对生活本身，我要求不多，更不曾去幻想某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我不是那种想要通过写诗来“改变命运”的人。诗歌就是诗歌，即使生活不完美，我们也无法把它作为一种补偿。实际上对于一个诗人，当他进入写作，诗歌便开始加剧着他与一切外部生活方式的偏离。与此相关，作为人而生存与作为诗人而写作，这也是大有区别的。里尔克在创作《杜依诺哀歌》前为自己编造了一个神话，但实际上“神话”只有当他真正进入语言与灵魂的历险后才开始产生；这就是说，诗人只存在于诗中。
北京的生活带给你什么？从湖北到北京，除了环境的改变，也改变了你的诗歌吗？从北京到欧洲呢？
在北京的生活给我带来了某种精神性的东西，而这主要取决于中国北方那种严峻的生存环境，开阔的天空，秋天横贯而过的大气流，在霜寒中变得异常美丽的红叶，以及更严酷、但也更能给我们的灵魂带来莫名喜悦的冬天。我在北京生活了七、八年，我接受着它们的洗礼。我想这和北京的政治文化生活一样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的写作。
而当中国北方的气候、大自然景观和它的政治、文化、历史相互作用于我们，在我的写作中就开始了一种雪，或者说“北京”与“北方”作为一种主题就在我的诗中出现了。我想这是必然要到来的东西——在一种隐秘的内心呼应下，这北方的风暴、在飞雪中轰鸣的公共汽车，以及北京上空那时而阴郁、时而异常高远的天空，必然会加入诗歌的进程，从而成为内心生活的某种标志。
我想，这即是我蒙受的恩惠：在北京的生活，使“一种从疼痛中到来的光芒，开始为我诞生”，这形成了1988、1989年以后我的诗歌，更重要的是，它在要求着一种与之相称的个人诗学的建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的诗中开始了一种与整个北方相呼应的明亮，而这正是我忍受住一切想要达到的。
即使现在，我想我仍在写作中呼应着从那时开始的“我们自己的时代”。如果说叶芝的“精神幻象”是一个想象中的拜占庭，那我只能朝向那深刻地触动我、赋予具体的生命感受以意义和形状的北京。而且我相信这具体、确凿的地点和事物，一经诗歌的转化，就更会成为铭刻在灵魂里的风景。总之，我相信“北京”这个主题（或是作为音乐中的一个声部）会一再在我的写作中出现。往往是当我对目前这种旅居异国的生活深感恐惧时，我就要求自己回到诗歌中的北京，而那正是我的所在之地。的确，一种语言中的流亡，是需要有某种更坚实、确定的东西来为其提供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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