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势必要被注入史册的一年，除了疫情这支“黑天鹅”，全中国的商业银行一夜之间似乎都被拉入了一场数字化转型的战役中。“零接触银行”，“您身边的无界智能行”，“银行服务无处不在就是不在银行”，“央行DCEP试点”[1]都在倒逼银行进行数字化变更，以便在获客、体验、运营、资产、商业模式和生态上赢得未来。
按照中国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线惯性思维，越早变，越快变，越占据主动，成为大多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这项活动的目的的写照。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在近几十年内不论是银行战略、业务、技术所采用的都是跟随策略，在这场变革中大部分银行在战略上还是采用跟随策略，跟随那些成功的典型，至少在路径选择上不可能出错，于是乎最新所看到的各类宣传几乎都是转型初见成效的例子，比如中原银行、长沙银行、重庆农商行等。这些成功的例子确实鼓舞人心，这些成功例子里面最为关键的不是那些方法论，技术生态，敏捷实践或者智能运营风控等，最关键的是高管（行长、董事长）言行一致的在实施过程中的高度支持，真正的把数字化转型当做全行战略来实施。当然我也在关注一些失败或者暂时做的不好的案例，这些案例无一例外的原因都是高管言行不一，各种汇报材料把数字化转型吹得天花乱坠，但实际又不肯去尝试从顶层设计开始推动变更，把希望寄托在通过技术的变更或者跟草根的一些方法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发展。
银行数字化转型一定是以组织文化变革为基础的，没有组织文化的变革，谈什么智能，开放，敏捷、连接全都是扯淡。
组织文化的变革，属于顶层设计的内容，并非我们在这里写写文字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后续的文章中不会再涉及。后续主要是针对技术架构方面在数字化转型中涉及到的技术和架构的实施路径进行一些探讨。
PS.后续所有文章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企业观点。
参考
^写本文的时候农行数字钱包原型已经曝光，第一批DCEP据说以苏州公交充值的形式发放，不管如何我认为今年DCEP试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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