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和2017年的教育

谦和雅量、笑语迎人是胡适的标志。但在历史的重大问题上，他自有铁骨铮铮的硬。读《容忍与自由》中的《归国杂感》，让今天的我，依然能感受其对百年前的中国文化、教育之病，深切的痛且思。

1917年，胡适归国。他在上海住了12天，内地一个月，在北京住又了两个月，在路上走了十二天。然后写成了《归国杂感》，痛批当时的怪现状。其中，对英语教学、对出版及阅读，对课程是否是应该完备还是实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当时出版、引入的中外书籍，胡适感觉绝望。因此而写到：

——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

今天，我们是否反思过，对需要吃不同营养以丰富、拓展视野的成长中的儿童的大脑，是否只应该读几本教科书？或者，一些应付考试要求的作文范本？还是一些无病呻吟的心灵鸡汤？

对于一个著名的英文教师，竟然连Bernard Shaw（萧伯纳）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更不要说Tchekov（契诃夫）和Andreyev（安德烈耶夫）了。胡适忍不住指出：

——有人说，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学英文的人何必要读与现代新思潮有关系的书呢？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我们中国学英文，和英国美国的小孩子学英文，是两样的。我们学西洋文字，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会说几句洋话，我们的目的在于输入西洋的学术思想……把“思想”和“文字”同时并教。

今天，仍然还有一批英语教师，不能与时俱进，仅仅将英语当作一门必需应试的学科。他们所教的，也就是英语的单词和语法而已，里面的人物，称谓依然是“小明”、“小华”，连一些日常时髦的英语世界的人名，都不能熟练拼写。当下的英语教师，真应该好好理解语言承载的人文素养——能知道最新的英语世界的人物、时事、政治事件，还能带领孩子们读读英文报纸、小说，训练一下他们用英语思维、表达、语气、情感。语言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运用于沟通，更在于语言背后的思想、文学性。

胡适深入内地，看到教育的各种怪现状，写到

——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

胡适对于身处山野、地处偏远的学堂，仍然讲究体操、图画、英文等的课程齐备，表示了不满，他明白地指出，花二十块大洋的钱请一个专门教师教风琴，但是那些穷人的子弟学了音乐回家，是否买得起一架风琴来练习他所学的音乐知识？“须要小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面向6亿农民的孩子的学校，教育者是否思考过，应该给予怎样的课程与人生指导？去年，访问中西部农村学校的时候，一些家长和我抱怨，孩子经过5、6年的寄宿制学校生活，仅仅学会了必须吃早饭、睡午觉，对于基本的农活，不仅不能，也没兴趣。2017年4月，到贵州遵义调研的时候，一个副校长和我说，当地的农村孩子和我一样，区分不了胡豆和豌豆的差别。

2017年和1917年一样，家庭、社会所需要的是能做事的人，但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这是我们期待的教育吗？所以，课程，是要开足开齐，还是要保质保量——是哪些方面的质量？

100年过去，可能唯一改变了的是，中国人的“时间不值钱”变成了中国人的时间很值钱，都用于去追求金钱，和权力了。

100年前，胡适由美国返国，船到日本横滨，先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之后到上海，看到文化界的沉寂和衰败，他认为问题出在思想文化和出版教育上，自此下定决心不谈政治，而将愿力用于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上。他写到：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

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

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来的。

今天我们对于教育的思考，便是为自己、也是为国家的未来思考。今天的城市文化，既无西方文化的契约精神，又失去了东方文化的人情伦理，既不能成为公民社会，又流失了中华文化延泽数千年的天地人神四性——所有的城市人，都在疯狂执着于通过教育积累文化资本，希求实现社会经济的再生产，他们对教育所有的精准算计，是为了如何在拥挤的城市继续占据绝对优势；而留在村落的大量人群，已经对学校教育失去了信心，草草结束学业，混迹于社会，在“社会折叠”中继续父辈无望地挣扎。

实际上，我们始终需要追问的是：怎样的质量观。是谁的质量观。如果我们不追问清楚，课程改革，始终建于散沙之上。

1917年和2017年，相隔百年，中国有了巨量的财力，但依然是苍白的审美、僵化的应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