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三个时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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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文化“承”与“续”的意义上，其实我还远不能算是“读书人”。但是孔乙己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既然“读书人”连这样的好处都有，那我也就大有理由壮起胆来，把这“读书人”的名号窃来一用。

说是“时代困境”，倒不如说是出自我个人的某种自我体察——这没经过文献参考、更经不起严格的论证。但是，我上中学时，化学老师也还发出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时代余音，而作为八零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初始、以及后继序列的教育和社会改革，并能够作为一种人力资源，集体性地承接了多番社会经济生活转向与夯实发展的时代责任，那么硬说“时代困境”在读书人身上不存在反是不可能的了。

我所看到的八零后读书人身上的三个“时代困境”，在我这个古板的“书呆子”身上尤甚，只不过，在比我聪明数倍的同代人之间，我也常常能够察觉些许。所以“读书人的时代困境”这个话题本身，虽然明显以偏概全，但从事实现象上，也许能够以小见大、作出一点点有益的讨论。

一是知识意识带来的困境。

其实，这个问题从古到今存在，只不过对于当代读书人又呈现了新问题和新情况，那就是当代读书人更容易以“知识占有者”为自居，其潜在逻辑是“占有了知识，便等于占有了真理”。

实际情况是，应试教育所灌输到的知识成果，一是边学习、边丢弃了，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知识创造的速度超过了受众对知识吸收速度”的自然结果。所以，我们往往因为这种发现感到吃惊：即这些过往知识在进入工作场景应用时所遭遇的有限性。但短时间内，这却激发了“知识占有者”的偏执心，也客观促成了“信息茧房”的心理形成机制；二是对知识内涵与价值的认知多是基于“信念”，缺乏寻根问底的探索历程和视野。当然，这有很多时代发展特性的客观致因——毕竟我们是在时代追赶中自发成长的一代，毕竟我们是遭遇了信息快速更迭与信息膨胀的一代，毕竟我们是在人生短暂的事实面前，必须首先学习自我生存的一代；三是对时代发展的特性缺乏趋势理解：在学科和知识日益专业化和庞杂化的发展历程里，各个知识领域的“创新意识”已经十分常态化，而常态化的创新则意味着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随时随地的潜在变革，而正是这种无时不在的变革样式，使我们难再培育出对世界具有完整视野的人。那些曾经具有“世界性”的完整视野的人，比如东方文明下的孔子、老子、庄子等，以及西方文明下的苏格拉底、笛卡尔、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在他们所身处的时代发展转向中“恰恰”予以应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有人能够对当下时代有根本上的透彻观察和理解。

知识层面的飞跃，得益于认识论的变革与发展，认识论的终极瞄向是真理。作为历史发展下的个体，“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急迫性”常常让我们深刻体会着前行的“推背感”，使得我们无暇在认识论上集体坦然地讨论真理对于人生的价值。“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唯在生活节奏沉静的古代，陶渊明更有其感悟真理的现实土壤。所以，面对时代的“非理性”迭代，在时代淬炼中超拔，对于此时的我们却要比对于彼时的陶渊明会更加具有深意——能够放下知识的偏见，参与对认识论的讨论，不得不说这是时代发展对人本身的一种期望。

二是文化自我带来的困境。

在关于文化基因优劣的话题上，古与今的碰撞、东与西的碰撞在近两百年来“读书人”的茶余饭后从未停歇。面对科技信息快速迭代下的社会生存困境，生长于隐性传统习俗结构、成智于现代教育举措下的我们，越来越急于围绕东西方文化优劣的问题表达辩论，同时急于对文化属性的时代前景作出判定。

但从逻辑层面上来说，“文化基因优劣论”实在是一个很伪的命题。因为从文化起源与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远古时期，无论是华夏人、埃及人、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等等，无不是各自生活在其所属的地域局限中，其文化的源头也就依据各自的环境特征和生活期望而生发出来的，其文化基因也还是在各自生存环境里的人与自然的斗争中所发展和奠定起来的——这里既显露着自然环境对人的生存的极大制约，同时又显露着人对自身局限性的努力突破。而当我们裹挟着时代情绪，欲要在“东西方文化，谁更有权威代表文明的正确性”上取得辩论结果时，实在是无异于在向东西方文明的各自远祖讨要说法，其问题的虚无是可想而知的。此外，急于作出文化基因优劣争辩的人，往往又是一味地被胜负欲所怂恿，但在个人精力上，大多数人对两种文化并无力于深入理解，同时在生活背景上，也多囿于个体对外在支撑条件的有限依存。

当各自的传统文化基因放到全球化生活的这个“大世界”中加以观察时，均同时出现了适应与不适应的两面性，这本是历史发展逻辑中的可理解的现象。如此说来，“文化优势论”也就真没有了定要取得一时争辩的需求。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其意义在于思考与发展——放松心态、打开眼界，先凝视一下不同文化的起源、内容、作用与发展，恐怕要比陷身于“文化优势论”的争辩更有现实意义。

进入“文化优势论”争辩误区的人，其实是进入了“以现时生存评价为结果导向”的逻辑，甚至是内心极其热爱和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在争辩中，往往也是不自觉地一头扎入到这个由西方所主导的生存逻辑思维里而无法自拔，不得不依赖于西式思维而来苦苦“论证”东方文明的好处，其泥潭中的“挣扎”可想而知。

实际上，即便如鲁迅之高亢与伟大，也是在关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来为民族命运呐喊，贡献个人力量，但这却不代表鲁迅有在根本上颠覆传统文化的思想——如若不信，请直面：为什么鲁迅的作品中既然已经包含了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成果的深度渴取，同时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永不言放弃？“批判”与“放弃”，显然在意旨上完全不同，就文化而探求文化、还原文化和运用文化，方是真正的热爱文化，方是“读书人”本应有的胸襟吧。

三是智力来源带来的困境。

现代教育和社会生存机制下，“知识改变命运”对受众们作了逻辑上的深广植入。知识能否改变命运暂且不说，但“知识改变命运”所遵循的逻辑却是围绕“改变”的：即通过个人的努力，每个人都可以获取世俗上的成功，以及从根本上改变个体命运——若不成功，必是努力方向偏离，或者自身努力程度不够。

其实，即便按照西方智力评级的逻辑前提，我们也容易知道：每个人自身的智力层级，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是被选择和认定了的，教育不过是对智力的后天再塑与稳定发挥提供支持——而西方对个体精英的不断宣传，也大多是出于资本发展对吸纳无限人力资源的逻辑上的需求。

那么，从以上这个不争的生物学和社会学事实出发，就不难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事物的另一面：亦即在后天上能够辅助和成全个体智力成长的，实在是要归源于社会基础和社会蕴含。这于是启发我们：透过社会生活的表面，参与社会关系的健康与接续交往，并从社会智力资源中汲取个人发展的支撑力量。

所以，人能够取得的成功，在事实上既是由个人来决定、更是由社会能够提供的支持来决定的。而这其中，更为真实的情况是：甚至连对“成功”和“命运”的定义与衡量，也将是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更迭，并因此而是“内在性地”流动不居的。

对于常人来说，因时代而生，却无以理解命运结构的深层逻辑，忽略了社会价值的支撑而单纯地秉持起“个体至上”的价值取向，也真是一种简单的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