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霸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医生说的那句“长大后这些都会好的”。我无比期待长大成人，后来我才知道，大多数妥瑞症患者一辈子都无法康复。
一
精神病院的大门在我身后紧闭。我坐在一把破旧的木椅子上，对面是戴着厚厚眼镜的女医生，我看不清她的眼神，只听见她用尖细的嗓音问我母亲：“你家小孩是怎么啦?”
“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抽搐，有时尖叫、大吼、摇头，她自己克制不了。”母亲回答。
“怎么个抽法，能形容一下吗？”女医生又问。
母亲随即让我做出发病的状态给医生看。在医生灼热的目光之下，我极度难为情，神经也紧绷起来。
气氛变得胶着，我始终未能做出发病的状态，医生有点不耐烦了，母亲只好拿起相机，对医生说，其实她已经偷偷录下了我抽搐的样子。
那是我一生中最羞耻的时刻，最丑陋的一面被妈妈悉数抖露给精神科医生。在相机记录的视频里，我的尖叫声一阵阵传来。医生看完后，脸上一副不可置信的神色，她摆摆手，“你家小孩儿这个病我还真是第一次见，我们这小医院没法治，你还是带她到大城市去看看吧。”
走出诊室的大门，我在走廊里遇见一个神情呆滞的女人，她散乱着头发，手中抱着保温瓶，腿扭在一起，歪歪斜斜地走路。我仿佛明白我在世人眼中是什么形象。
往前推一年，我九岁，是班上的三好学生和校庆晚会主持人。记不得从哪一天开始，我时不时叽里咕噜地骂人，骂的大部分是我不喜欢的同学和老师，甚至讨厌的亲戚。母亲以为，我那些不正常的表现都是在恶作剧，一次在我骂完人之后，她抬手扇了我一个耳光，眼里充满了失望。
剧照 | 《叫我第一名》
上五年级后，我终于不再骂人，我的病症演化成抽搐。有时候，我要抽很久很久，大概十几分钟，有时候只抽十几秒，有时候隔半天才抽一次，有时候隔几分钟就要抽一次。在我出生的时候，母亲曾梦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外交官，为此，她特意让我提早一年读小学。毫无疑问，我使她的愿望破灭了。
母亲温和的性情被我彻底改变，旁人报以指指点点和惊恐的神色，外公外婆无法理解，他们认为我得了精神病，催促母亲赶紧带我去医治。否则，我会毁掉自己的人生，还会毁掉母亲的人生。
长大以后，我明白“抽动秽语综合症”更能精准地形容当时的我。这种又名“妥瑞症”的疾病，由法国医生Tourette在1885年发现，它多发于儿童，发病原因复杂，用药不明，目前没有明确的治愈方案。那年我十岁，上四年级，我正式开启了与妥瑞症的斗争史。
二
我是早产儿，生下来时不足六斤重，当时情况危急，医生给母亲打了麻药之后就开始做剖宫产手术。麻药劲儿过后，母亲疼得直抓床单。因为青霉素的作用，我的全身严重过敏，整个人看起来皱皱巴巴的，医生以为我会死掉。当医生把小小的我递到父亲手中的时候，他哭了。哭的很激动，好久都停不下来。
我一天天地长大了，父亲是个工作狂，生活被工作和应酬挤满，职位也一直不断上升，母亲则本分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没有太大的野心。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有记忆以来，他们就没有和颜悦色地相处过，家中的气氛如同冰窖。与此同时，父亲出轨了，打破了二人在外界维持体面的婚姻生活的最终防线。
一周之内，他们最少要爆发三次吵架，于我来说，最不幸的是，大部分的吵架我都在场，他们毫不忌讳、毫不避让。
最激烈的一次，他们从客厅一直吵到了厨房，母亲拿起一把刀，作势要劈父亲，父亲伫立在厨房门口，眼神淡定。
我吓懵了，全程抱着母亲的大腿，她甩刀的一刻，我拉住她的手，她以为误伤了我，立马撇下刀，抱着我，又是一顿痛哭。父亲摔门离去，母亲情绪未定，眼泪仍挂在脸上，不等擦拭好，三步两步跑到阳台，我看着她头朝下，头发凌乱，大声叫嚷，向离去的父亲吐唾沫，我想整栋家属楼大概都听见了她的叫骂声。
剧照 | 《叫我第一名》
战火从家中蔓延到父亲的单位。一个普通的上学日，我记不得自己怎么被母亲掳到父亲的单位，唯一停留在脑海里的画面，母亲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撕书、砸椅子，弄得一团糟，同事们退避三舍。“闹够了没有？”父亲阴沉着脸，她大声哭泣。
我发病的时候，父母已经离异三年。我们在学校门口租了小小的房子，在母亲的操持之下，日子过得并不算艰难，妥瑞症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为了能够治好我，母亲请假带着我走遍各大医院，我们最远跑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给我开了很多的药，并鼓励我，“这个情况叫作多动症，很多小朋友都会得，你长大后这些症状就会消失的。”
我必须按时服用一种棕黄色的口服液，我记得它的名字——静灵口服液，一天要喝三支，有时候症状很严重时要喝五六支。一支就需要二十几块钱，除了租房，看病和买药成为我们平日里最大的开销。
喝过这种口服液后我能平静下来，不喝，我就又会犯病。有时候，在大街上、在餐馆、在家庭聚会上，我不由自主地抽搐，骂人，尖叫。母亲非常难堪地瞪着我，她越是这样，我发病就越厉害。
为了帮助我康复，母亲也学起了医，她在她的床头放置了三本厚厚的《儿童医学》，我现在还记得，每晚临睡前，在鹅黄色的灯光下，她看书的模样。
三
与妥瑞症的斗争过程异常惨烈。因为怪异的抽搐与吼叫，在班上，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有一次，我打翻了墨水瓶，毁了同桌的书本和书包，同桌用看苍蝇的眼神看着我，闹着跟老师说要换座位。
我的情绪每天都很低落，有时候上着课就哭起来，有时候跑到学校操场的角落，对着围墙开始哭。
初中时期，家里把我送往一所寄宿制的贵族学校，在那里，我的病症不断加重，成绩直线下降，我很努力地学习，成绩却勉强只能到班上的中游水平。
同宿舍的女生实在受不了我在她们即将要入睡的那一刻突然“猛烈的一下子”，她们联合起来，向教导主任细数一番我的罪状，但也无济于事，我依旧无法克制地踢椅子、扭脖子。
初一的冬天，我在学校澡堂洗澡，班上一直霸凌我的几个女生悄悄跟在我身后，戏谑地笑着，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眼神，于是自顾自地继续洗澡。等我出来后，我发现我的衣服全都不见了。
我冻得发抖，不知道能找谁帮忙，就一直赤裸着身体缩在更衣室，等澡堂关门时，校工来锁门，发现了我，给我穿上她的衣服，我得以解救。
第二天早上，我的衣服出现在了学校的操场上。后来，我听说，在我进澡堂后不久，那几个女生打开了我的衣柜，把我的外衣内衣一股脑儿地全扔在操场。
我在那所学校已经无法生存。父亲只好将我转回市区的一所重点初中，我重新过上走读生活。
我曾经以为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能重新做回正常人，所以在被霸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儿童医院医生说过的那句“长大后这些都会好的”，我无比期待长大成人，后来我才知道，大多数妥瑞症患者一辈子都无法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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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个时候，母亲开始交往男朋友。她的生活不再单调乏味，她的男友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经常带着她搓麻泡脚、登山游泳，母亲过得开心了很多，她的脸上出现了久违的光彩和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她的目光不再注视着我，周一到周五，我还是住在我们的出租屋里，一天两顿饭在校园托管所里解决，周六周天，我就回外婆家住，有时候很久都见不着她的人影。
母亲举办婚礼的时候，我并不知情，我甚至不知道她有了结婚的打算。后来，我从外婆和姨妈的聊天中得知，母亲怕我闹事，跟所有人统一了口径，瞒着我结了婚。
日子就这么过了两年，母亲和她的丈夫生下了一个儿子，不久后，她跟随丈夫到远方生活。自此，她脱离出我的人生。
四
母亲离开后，父亲把我接到他身边一起生活。和他生活在一起，是我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在天生好强善战的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内向、孤僻、沉默寡言逐渐变地有斗志、有野心。
但惊吓、恐惧、瑟缩从未远离我，快递员敲门的声音、沉重的脚步声、摇晃钥匙链的声音都会让我一阵心悸。
父亲为我找的心理医生认为，童年那段不愉快的家庭生活是我患上妥瑞症的主要因素，也造成了我的神经系统敏感于常人。曾经有一篇研究提出，幼时受惊吓过度的孩童患妥瑞症率会增加，我拿着这篇文章埋怨父亲，我知道他内心满是愧疚。
高考前的一个夜晚，我读到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的信》，她在里面娓娓道来，“即使在最悲哀的时候，我也不曾为我生命的诞生而感到惋惜，因为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虚无更遭了，即使在痛苦的时候，我也知道，痛苦好过虚无。”
如获神谕般的，我明白了我与妥瑞症的斗争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上大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一次解放，在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传媒专业，因为我想要像法拉奇那样去战斗。
上大学后，我努力充实自己，但我仍然不能适应宿舍集体生活，大学四年，我都住在单人宿舍。我的疾病是静默的，是爆裂的，是无情的，是潜移默化的。我形成了一种强迫性思维，心中常常默念“为什么我不能生下来就做一个正常人？”“为什么自己做不到像别人那样正常地生活？”
在这样的心境下，我抑郁了。有一段时间，因为妥瑞症和抑郁症，我几乎面临休学。
最长的时候，我可以四天不下床、不吃饭、不上课，我躺在床上，脑子里静静的预设着我下床以后要做的事情，却仍旧是一种对生活完全失去好奇心的心情。我在脑海中排练下床的姿势，鼓励自己“现在，可以下床去喝一口水了吧。”我不明白，为什么对我而言，仅仅是下床这个动作都这么艰难。
我又踏入了精神病院的大门。每天，我要服用三种药，一种用来抗抑郁，一种用来抗焦虑，还有一种用来安眠。我靠抗焦虑的药物来抑制情绪，但服下抗焦虑的药物后，我的心情会从焦虑转向低落，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我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我像癫痫病人一般抽搐。在洗手间，在电梯里，在任何一个别人看不见我的地方，我疯狂地乱喊乱叫。
父亲问过我，为什么要抽搐，为什么要大喊大叫。我也回答不上来，我只是觉得，内心有很多烦闷和怒火，只有喊出来，抽两下，我的心情才能舒畅一些。
有一次，我跟父亲说，这辈子不想嫁人，我有病，也不想伤害别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不嫁就不嫁，爸爸用下半生的时间陪你。”
我接着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正常人。”他便非常确信地说，“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任何人都不能说你不正常。”
五
“为什么我如此热衷参加欧洲的那些艺术大赛呢？”他沉吟了一下，“我就是要让他们都知道，中国人是懂艺术的，中国人是会艺术的！”
那是大三的某一天，讲台上，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艺术家为我们做讲座，我观察到他时不时地眨巴眼睛、扭头、清嗓子，散会后，我克制不住内心的好奇，挤到他身边去和他聊天，想要证实自己的猜想。
果不其然，他是一名妥瑞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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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他在小学的时候患上妥瑞症，和普通患者比起来，他的症状要严重很多，他从早到晚都会不断地抽搐。父亲每每见到他这个样子，就会大打出手，以作教训。同时，他还被同班的恶霸欺负。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他一天要挨两顿打，在放学路上，被恶霸打一顿，回到家里，再被他父亲打一顿。
在他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因为脑溢血去世了，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从此被切断。为了生存，他去到日本去打工。
“你知道在日本的时候我怎么养活自己的吗？”在午后宁静的校园，他问我。
为了赚快钱，他选择了别人都不愿意去做的工作——在殡仪馆帮逝者的遗体插花。有时碰到高度腐烂的尸体，花朵的清香都遮盖不住尸臭。
他从小就对花艺有极大兴趣，从日本回来后，他一头扎进花艺创作里，几年之后，他成为享誉两岸三地的花艺大师。他告诉我，妥瑞症并没有影响到他对花艺的热爱，反而使他更坚定地要在艺术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受到他的鼓励，我开始正视自己患病的事实。小时候，我曾以为自己是地球上唯一拥有这样不正常的症状的人。我主动在网上各大论坛寻找同样患病的网友，在和他们交流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大多都有着并不幸福的童年。有些朋友，甚至没有一个安稳的居住地，跟着文化程度低下的父母散居在棚户区里，被不良青年追着满街跑要保护费，被城乡结合部染着黄发的小混混吹口哨，亲眼看着父亲家暴母亲。
我交到的第一个妥瑞症好友L，在美国留学，她和我一样，在很小的时候就患上妥瑞症。她的父母经商，她告诉我，为了治好妥瑞症，她能看的医生都看了，花了数百万人民币。
“花那么多钱，都没能治好，就说明是治不好了。但治不好又怎样呢？”她咧了下嘴。
“是呀，不如就这样一辈子，又能怎样呢？”我戏谑道。我们一起大笑了起来。
和同样患有妥瑞症的朋友相处，使我找到了更多对生活的信心，同时也坚定了一辈子做好记者的决心。慢慢地，我抑郁的症状也开始减少，半年前，我停止了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我想起高三毕业那年，去一座不知名的寺庙玩，遇到一位和尚，他问我信不信佛，我告诉他我什么都不信。
他说，好，未知人生苦楚，便不会信佛，这说明你过得很幸福。
说罢，他便离去。
和尚的话常常在我耳边回响，难道我真的是幸福的吗？
“我不害怕痛苦，因为我们是伴着痛苦而降生、成长的。我们已经习惯了痛苦，像是已经习惯了我们的胳膊和双腿一样。事实上，我甚至不害怕死亡，死亡至少意味着你诞生过一次，至少意味着你战胜虚无一次。”法拉奇在《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中写道。
从十岁患上妥瑞症，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二年。今天，我把这段经历如实记录下来，是因为我相信我已经和这种疾病达成了和解。我与它缠斗，有时胜利，有时惨败，但我决定，无论如何，我不会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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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明山，大学生
编辑 | 姚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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