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叛徒向南京蒋介石告密，以致连累杨匏安等16人被捕。杨匏安被关押到上海淞沪司令部龙华看守所，杨匏安意识到自己即将为革命献出生命，于是写了一封信托人送给家里人，信中这样写道：他在信中让家人千万不要接受国民党人给的钱和物，如无法生活就立马回到南方家乡，丝毫没有提到去找党组织，就怕给组织添麻烦，“玄儿”是杨匏安的大儿子，当时只有14岁，他将全家的重担都托付在大儿子身上。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这是当时家中唯一赖以为生的工具。
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期间，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华报》上分19次发表《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杨匏安的这篇文章紧接着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它是我国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与李大钊的名文不失同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不朽丰碑。
大革命失败后，杨匏安赴南洋从事革命工作，在新加坡期间，杨匏安在写给上海的堂妹夫霍志鹏《寄小梅》的诗写道:“去国六千里，心随云水长。逃生来绝域，问禁入危邦。归意能无动?公忠不可忘。相思凭梦寄，月色满桄榔。”这首诗是他留给后人为数不多的手迹之一。杨匏安当时流亡他乡，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并被国民党通缉的情况下，仍然“公忠不可忘”，无怨无悔来到这“绝域”“危邦”的海外，从事革命工作，坦露了杨匏安对党无限忠诚的一片赤心。
1928年初，杨匏安从南洋回国后被党组织安排参与党中央机关报刊《红旗日报》的编辑工作。在进行地下工作期间，杨匏安因“第三党”事件蒙冤，他当时患有肺病，上有年迈的老母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女，妻子身体也不好，但没有丝毫怨言，从不向党组织叫苦、伸手，为维持家庭开销，减少党的开支，杨匏安在承担党的工作之余，抓紧时间编辑和撰写了《西洋史要》和《地租论》两部著作。还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老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1931年7月，因叛徒出卖，杨匏安被捕，蒋介石派亲信要员熊式辉、吴铁城、吴稚晖等多处劝降，希望他回到国民党内，并许以高官厚禄，被他依然拒绝。在高官厚禄和死亡面前，杨匏安选择了后者。他说:“我从参加革命开始，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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