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

王羲之的行书，形质坚毅，神采俊朗，洒脱飘逸，行云流水，骨气与逸气并生，法度与风度共存。1700年过去了，后人依然难以望其项背。

这是王羲之个人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所致，当然，更与那个时代相关。因为那是一个精神解放、人格独立、文化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名教溃烂、政治动荡、豪强专制，士人不再倾心仕途，反而有意疏离权力，寄情山水，追求不拘礼节的闲适与放达。摆脱了名教束缚，士人狷介，清高去俗，“竹林七贤”是也！

所谓“魏晋风度”，就是以老庄为本的玄学与佛学相汇而形成的“与道逍遥”的精神风度，淡泊世俗名利，寻求精神人格的自在真实，“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就是自然之“人”的自觉，也是以人为本的审美自觉，从人的音容笑貌、筋骨气色、举止风姿看人的禀赋气质，探求人的形神之美，以至于一系列艺术美学概念由此而生，诸如形神、气韵、风骨等等。所谓“风骨”，就是不傍不倚、不趋不鹜的独立与自由。这是魏晋时期的精神风尚，汉字结体与书法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什么风气？清爽洒脱之风也！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当时的名流雅士聚于兰亭，曲水流觞，吟诗作赋，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这是何等的雅兴！王羲之为这次诗集作序，酒意微醺，一挥而就，《兰亭序》竟成千古绝笔。

唐太宗李世民痴迷于王羲之的书法。但是，技法易学，风骨难追，况且，时代变了，产生王书的精神气候不再，那种“与道逍遥”的隐逸高蹈已随风而去。

唐代有唐代的使命。唐代的社会气象与精神气度推动着唐人绕过王羲之而另辟蹊径，开创书法的新天地与新境界。唐人在书法上的贡献是以楷书和草书为代表。楷书和草书，唐人不让古人，直达巅峰。看颜真卿的楷书，巍巍乎，磅礴伟岸，高山仰止，一个个字，犹如一尊尊佛，雍容宽博，丰腴饱满，胸襟气度，自信从容。如果说初唐时期的楷书，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为代表，承续了二王以来的隽永书风，那么，经过盛唐，南北融合，国势强盛，时代气象投射到文化之中，苍劲与粗犷之气化入楷书，书风大变，出现了李邕、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笔画中潜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

至此，可以说，唐人似乎穷尽了楷书的结体法度与风格形态。千百年来，欧体字与颜体字，分别代表了内擫遒劲与外拓雄放的高度，成为楷书的标本，后人难以企及。

张旭与怀素，一反长期以来人们对“二王”亦步亦趋的拘泥，推开细腻古雅的清韵，倾一腔之热血，笔墨似从天上来，纵笔千里不复回。草书，直接变成了个人情感的抒发，墨随心舞，笔共意扬，挥毫起风云，落墨泣鬼神，直把草书推到了“狂草”境地。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的浩叹，可见唐代所达到的文化高度。实际上，这高度正是唐代的文化气量和精神气度所致。

唐代是一个政治开明、思想开放、文化融合的时代，不仅儒道释并存，而且西域文化、外邦文化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什么是“盛唐气象”？说到底，就是大气量、大志向、大格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里看不到任何的精神禁锢与压抑，天生我材必有用！自信与豪情交响，热血与勇气激荡，热烈奔放的浪漫主义踏着历史节拍汹涌而来。

宋代承续了唐代文化，但难以逾越唐人，尽管米芾喜穿唐服，性格粗放，人称“米颠”，但毕竟是唐风余韵。唐诗与宋词相比，唐诗血气方刚，浑朴苍茫；宋词亦不乏气势雄浑之作，但整体上达不到唐诗那样的饱满。在楷书上，几乎被唐人穷尽了法度与风格，宋人一时也找不到拓荒之处，于是在意态上自由发挥，如苏轼所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苏轼、黄庭坚等人把书法的法度先放置一边，不刻意讲究点画的平直均衡，以自己深厚的学养与才气入书，强调笔势的提按顿挫之意，形成夸张变形的欹侧姿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宋人“尚意”。尚意，就是注重个人意趣，显露个性，出新意于法度之外，但毕竟没有在法度上再创新格。

元明清还出现了许多书家，赵孟頫、鲜于枢、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等等。他们的书法都很有法度和功力，技法娴熟，点画到位，流利美观，但就是缺少一种力量、缺少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象。他们既没有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啸傲山林之精神气候，更没有唐代那开放浪漫宽博的精神环境，甚至没有北宋那浓厚的人文气氛。

他们的书法，更多的是学习、综合、继承前人的法度，前人的法度已经成为传统，笔笔有来历，字字有出处，他们亦步亦趋，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融入个人的些许情趣，体现出很好的文化修养与造诣。书法更多的成为一种实用技法，而很少成为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发。加之明清不清明，大兴文字狱，思想禁锢，精神压抑，书法中再难见到率性而为的天真烂漫。精神被桎梏的时代，诗书仅仅剩下了诗书的形式，唯美而干瘪，形体虽在，生气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