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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如何研究“中庸”

社会心理学家如何研究“中庸”

作者: 惊闻蝉鸣 | 来源:发表于2023-05-25 22:29 被阅读0次

1中庸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构念化与效度检验

1.1“中庸”的构念化(杨中芳)

——如何把中庸观念转换为可操作可检验的社会心理学构念

      在社会心理学的视域下研究“中庸”,就需要将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概念,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程序予以构念化、操作化,然后通过实证方法,来探看“中庸”作为一套思维体系,是否仍在现代中国人的做人处世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及它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及程序来影响人们的生活。对于此,杨中芳的团队做了长期的努力。

      什么是研究的构念化?它是指,研究者针对一个被研究群体(如“中国人”)心中所普遍存有及运用的心理概念(在这里是指“中庸”),将之转换为可以付诸实证检验之研究构念的过程,构念化的成品通常包括对一组构念的描述及定义以及对这组构念之间关联的构想。

      经过总结,中庸的思维与实践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点:①在思维与价值层面,它是理解问题的一个模式:看到任何事物的“一体两面”,以及这两个面之间的关系——对立,但不是逻辑上相矛盾,而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它也是一种价值观:“以中为美”;②在行为实践层面,“中庸”表现为谨言慎行和情绪掌控;③在行为决策层面,“中庸”表现为“不偏不倚”或“合乎时宜”;④世界观层面,“中庸”强调的是维持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动态平衡,具有全局性、场依性、暂时性的特点。

      从这些角度出发,一些研究者开始着手准备“中庸”的构念化。他们将“中庸”建构为一套“元认知”的“实践思维体系”。它是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事件时,用以决定如何选择、执行及修正具体行动方案的指导方针。具体来说,中庸的思维体系可以被分为集体文化思维层面和个体文化思维层面两大维度,前者与传统文化世界观密不可分(“阴阳、五行(动态平衡)”的宇宙观,“天、地、人相互依存”和“人、我相互依存”的人观,以及“一分为三”、“以中为极”的价值观);后者则分为生活哲学、具体事件处理以及事后反思修正三个维度,生活哲学又可分为看人论事(全局感知与阴阳感知,对应的是全局观与矛盾观)、生活动机(内外和谐)、处世原则(顾全大局/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三小部分,具体事件处理又可分为择前审思、策略抉择、执行方式三小部分,而无论是生活哲学、具体事件处理还是事后反思,都受到另一个因素的调节作用:心理健康层面的行动后果(自反性的满足)与长期心理效应(身心安适状态)。那么,这些维度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发生作用、形成一个统整结构的呢?

杨中芳最早于2010年提出的构念图

        研究者们关于“中庸”构念所构建的庞大理论框架可以透过这幅“地图”来理解。从生活哲学、具体事件处理、事后反思修正与心理健康状态四大维度出发(不研究集体文化层面是因为缺乏可操作性),可以走横向研究,比如研究生活哲学与心理健康状态的直接关系(还有其内部三个维度的相关性),找出持有“中庸”生活哲学者比不持有者,在运用中庸思维后对其生活质量及心理适应有不同于不运用者的后果;也可以走纵向研究路线,比如研究“中庸”生活哲学是否会令人们在处理具体事件时运用具“中庸”特色的思维,或者是研究对具体事件的事后反思/修正与日后类似具体事件处理的上行纵向关联;也可以将三大维度同时进行综合分析。在这中庸构念体系中积极探索的研究者包括杨中芳、黄金兰、林以正、林升栋、孙蒨如等,当然,中庸研究者并不只是孤立地分析“中庸”的思维实践,从中庸的构念出发,在家庭、工作、生活的特定场域中加以考察,也是常有的事(比如阳中华、杨中芳家庭视角的研究《中庸思维对家庭功能之影响:初探》)。

1.2构念图建构效度的检验

——如何证明这些构念确实反映了“中庸”的思维实践体系

      我们该如何确定从文献、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构念图反映的就是人们头脑中的“中庸”呢?

      林中芳团队先是自编了两个量表:“中庸阴阳感知成语量表”及“中庸处世原则成语量表”,测量了“生活哲学”中两个板块的构念:“看人论事”之“阴阳感知”及“处世原则”。同样的,具体事件处理与心理健康模块也自编或改编了量表(长程取向思维量表、中庸意见表达量表与安适感量表),而事后反思/修正模块则采用了西方学者编制的“自我意识量表”中的私我意识概念。

      经过问卷发放与数据分析,基本上所有的变量都符合假设中的路径关系,只是“看人论事”板块中阴阳感知的两个变量似乎出了问题——两极感知及转换感知,它们除了相互有高相关外,与“构念图”中大部分其他变量之间没有关联,尤其是转换感知几乎与所有其他变量均无关联。研究者对此作出的解释是,两极感知及转换感知可能与情绪的再评估及缓解等应对行为有关,亦即与应对生活事件,特别是应对负面生活事件的灵活性有关,所以在第二次检验中,加入了沉着克制这一与克己有关的变量。另一个问题是,反思修正模块的私我意识测量涉及到自我议题,很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性影响,也需要加以进一步考察。

      第二轮关于“中庸”构念的量表是一个实践量表,“中庸实践自评量表总汇”,撇开信念/价值,让受测者针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运用中庸信念/价值的一些想法、做法(简称中庸行动)及经验做自我报告及评估。这为先前第一轮检验的“信念/价值量表”提供了补充。“具体事件处理”之“择前审思”板块包括沉着克制及多方慎思两个子模块;“事后反思/修正”部分对应的子模块则是事后反省(与上一版换了新的);而迷惘委曲则是“心理健康”层面的负向指标。

      第二轮检验面向的群体不再是学生,而是学生家长,采用社会经验丰富的成人被试,或许能更好地展现中庸构念的内涵。这个量表的信度虽说大维度内信度良好,但大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却不高(沉着克制与多方慎思及事后反省几乎没有相关);效度上,通过其它几个效标量表(生活满意度、家庭功能与SCL-90)以及中庸价值信念提取出的两个因子的检验(阳中华,2012),最终确定量表中的几大维度子项目确实是假设中指向的构念。

      虽然对于中庸构念的几个维度的效度检验都还不错,但有的研究者开始想,如果在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情境中效度会不会还是一样坚挺呢?所以研究团队开始在工作环境中对企业职工展开调查,使用的是整个构念图体系所对应的三大量表,而效度检验量表则换了一些新的,比如杨中芳编制的人生目标量表用来检验中庸人生目标的效度(比较“中庸人生”与“圆满人生”),又比如来自国外的三个量表(关于工作情绪衰竭、工作满意与消极应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终于加上了社会赞许性量表(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标配)。

      最终分析的结果表明,事后反省与中庸人生目标/理性思考的多方慎思及趋势掌握/生活满意度都表现出正相关,但也与沉着克制表现出负相关(沉重克制这一维度也表现出了工作满意感及安适感的无相关、与生活满意度的负相关,可能存在效度问题?)、与迷惘委曲及工作情绪衰竭有正相关(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说明反省多了也会有副作用,有点类似于反刍思维,尼采:内省的危险性);相似的,中庸信念价值的两个因子、情绪控制的两个变量都得到了检验。

    (吐槽一下,主量表的三大维度九个子项+六个效度量表的八个子项互相做相关,确实很绕)

2关于阴阳两极思维

2.1阴阳转换思维与看人感知的关系

      作为中庸的一个子构念,作为中庸体系构念图中“生活哲学”看人论事感知的一个子构念(阴阳感知包括两极感知与转换感知,即矛盾两方面及其互相转化的感知),我们该怎样理解阴阳转换思维?阴阳转换思维是看待及理解世事的一种认知思维方式。它相信世事皆有两面,即都有着看似相互对立的状态、面相或特征,但在实际上,二者是相互包含与转化的。

      林升栋的两个实验发现,一个人越是感知到自己存在对立人格特质的被试,越容易看出对立两极之间的阴阳转换关系;给出一个陌生人的负向性格描述,越是能预测到这位陌生人能做出正向行为的被试,其阴阳转换思维越强(“正转负”的思维是华人的惯性思维,唯有用“负转正”这一“反惯性”的测题才能更有效地测量阴阳转换思维)。

    需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用什么样的测量工具呢?孙蒨如在2008年用的是“续写法”,让被试去续写一些未完成的故事,来测量被试有没有将原来的故事情节做逆转,结果发现大部分被试均倾向于对事件做“正转负”的转折(给正向故事续写一个负向结尾),而做这种转折的被试对未来事件都做出极端的预测。可惜的是,这种方法在用中庸信念/价值量表做效标测量时相关很低(说明正转负是一种思维惯性)(//其实我觉得如果要依靠故事续写法来进行测验,可能需要对被试进行筛选,排除掉那些有写作经验的被试;但话说回来有写作经验的被试在设置故事转折的时候同样也运用的是阴阳转换思维//)。而林升栋的思路是,设计出一套“阴阳转换思维问卷”,给被试10对对立的词,让他们就这些对立的词谈两者间的关系,然后请两位评分者给这些开放式回答打分,在此基础上再利用一套中庸形容词核对表测量这些被试的正负向人格来做相关推断(既此又彼的选项被判定为中庸)。而为了测量性格行为正负向知觉,林升栋改编了性格与行为关联内隐问卷进行测量(利用的是“负转正”思维)。什么是正转负?举个例子,“乐极生悲”/“富不过三代”就是一种正转负;而“否极泰来”则是负转正。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尝试中,研究者为了捕捉阴阳转换的动态历程,尝试跳脱传统的由参与者主观评量的方式,而改以请参与者面对特定情境,进行自由书写后,由研究者依据理论建立编码计分系统,进行文本分析,归类计分,在创新上迈出了一大步。后续的,林玮芳、黄金兰、林以正团队在孙蒨如“续写法”的基础上使用了LIWC文本分析软件,采用转折词的频率作为阴阳转换指标,研究中庸阴阳转折的时机问题,认为把握住转折的时机才能实现从中庸到心理适应的飞跃(简单来说就是中庸思维与转折词差在幸福感上出现交互作用),从而进一步区分了中庸思维与中庸实践,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2.2中庸思维对自我一致性和自我矛盾冲突感的影响

      为了探讨中庸思维与自我一致性的关系,中山大学的研究员王飞雪、刘思思(终于出现了内地的学者)进行了以下两个研究:

      研究一采用量表分别测量个体的中庸思维水平和自我一致性水平,并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二运用计算机任务考察不同中庸思维水平的个体在进行不一致的自我矛盾评价时所引发的自我矛盾冲突感之间的差异(矛盾冲突感用反应时来测量),并探讨不同中庸思维水平的个体的自我矛盾冲突感和整合性思维能力之间的关系。她们发现,中庸思维水平越高的个体,其自我评价的不一致性也就越高(同时会用积极词和消极词描述自己),且这种不一致性带来的自我矛盾冲突感越低、整合性思维越强(其中整合性思维是中介)。(拓展的,缺乏中庸思维的西方人更难以忍受矛盾带来的冲突感)

      这个研究的一个小问题是,就结果而言,整合性思维中的一般整合性思维能有部分中介显著,而自我整合性思维做中介却不显著,猜测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这部分的题目涉及到“矛盾”词的启动效应,使得自我整合性思维异常偏高,进而影响中介的评估;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一般整合性思维与自我整合性思维的内涵与区别没有给一个阐释,不知道是不是整合性思维那两个维度的测量结果,也就无从知晓作者是怎样理解一般整合性思维到底是如何起到中介作用的(而不是只是从数据得出的结果)。

      王飞雪、刘思思的思路,也是考虑到林以正团队对中庸的定义(2005):由多个角度来思考同一件事情,在详细地考虑不同看法之后,选择可以顾全自我与大局的行为方式。所以有必要选择“整合性思维”作为一个变量加以考察(具体来说,就是评价区分的能力与概念整合的能力)。

3 中庸思维与家庭生活

    为了测量家庭生活质量,阳中华、杨中芳使用的是家庭功能量表(FAD),此量表针对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特点来进行测量的,一共有七个子部分;而中庸变量的部分则由中庸信念/价值量表(9题量表,两子项,拔高视野与自我收敛)与中庸实践自评量表进行测量。为了确保家庭功能变量与中庸思维变量的关联性,研究者又设置了两个心理健康变量(临床症状量表与生活满意度量表)作为效标进行检验。调查的被试是中学学生父母。

    中庸信念+中庸思维的六个子变量对七个家庭功能子变量与两个心理健康效标变量的相关分析显示,中庸信念的两个变量都与家庭功能失调有明显的负相关(其中,拔高视野与整体功能/行为控制的相关较高,而自我收敛则与沟通明确/症状评分的相关较高);在实践变量中,沉着克制、事后反省及多方慎思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迷惘委曲则与之呈较高的负相关。

    为了进一步探求中庸信念与中庸实践对家庭功能的不同影响,研究者进行了回归分析。单一回归证明,中庸信念二变量之预测力不及中庸行动变量中的多方慎思及事后反省,但与沉着克制的预测力持平。二阶回归分析也发现,2个中庸信念变量的影响力比3个中庸行动变量弱很多,在剔除三个中庸实践变量后,除了对沟通明确有显著预测力外,2个中庸信念变量对其他家庭功能变量均没有显著预测力。为了探求中庸信念与中庸实践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又做了一套三阶回归分析,发现了三组交互作用:①自我收敛与中庸实践变量的显著交互作用略大于拔高视野,表明自我收敛中的人际退让在实践行动中的效果是比较复杂的。②拔高视野与自我收敛各在不同的家庭功能变量上与中庸实践变量有交互作用。③在以行为控制为因变量的分析中,有三种显著的交互作用:拔高视野×事后反省、自我收敛×多方慎思、自我收敛×事后反省。总的来说,对家庭功能的预测力主要来自中庸信念及中庸实践变量的综合主效应,两者交互作用的预测力则不大。其中,中庸实践变量的预测力大于中庸信念变量。

    为了探索中庸信念与中庸实践对家庭功能对心理健康的关系造成什么影响,研究者把五个中庸变量剔除后再考察家庭功能变量对临床症状与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是否还显著。过程是,以临床症状及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用5个中庸信念及行动变量先入的二阶回归分析法,考察在第二阶段家庭功能变量以及与它们同属负面经验变量的迷惘委曲,对心理健康指标的剩余贡献。结果发现,家庭功能变量对临床症状及生活满意度的预测力,在剔除5个中庸信念及行动变量的影响之后,除了角色分配之外,大部分不复存在,表明中庸思维变量在家庭功能变量与心理健康指标之间起了共变的作用,亦即后两者之关系是因为共同受到前者的影响所致。

    此外,李原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工作压力因素与工作-家庭平衡的关系中,中庸起到调节作用:在工作过荷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上,中庸起到缓冲作用;在工作承诺与工作-家庭促进的关系上,中庸起到增益作用(其实也很好理解,中庸思维不偏不倚,不太会出现在工作与家庭之间顾此失彼的情况)。他用的方法是通过交互作用来检验调节效应。除却中庸因素,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也并不全是角色冲突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充满冲突,而同样也可以彼此增益(这被称为积极溢出)。

      //回过头来看,如果想要做工作-家庭方面的调查,那么性别可能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因素,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可能呈现出两个极端:要么是家庭主妇几乎没有工作家庭平衡的问题,要么是双薪家庭女性工作家庭平衡压力就会特别大,而男性居于这两种女性之间。然后婚姻家庭状况也是一个需要平衡的控制变量,因为有婚姻和无婚姻个体所需要面对的工作家庭平衡压力也是不同的。为了控制无关变量,李原的被试选用的都是全职职工,其中女性占36%,已婚占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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