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余华先生的“高中”，有所不同

爱上小说，是从《活着》开始的。

还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秋之际，坐在闷热的教室里，班上突然转来一个女生，短头发、小个子，下课时也不跟同学们一起玩耍，捧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出于同学之间的情谊，刚到一个陌生环境，肯定会非常不适应，于是我决定去“搭讪”。

那时候，具体说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只知道，在聊天开始的时候，我就问妹子：“哈喽，在看什么书呢？”

“是余华的《活着》。”

……

在聊天结束以后，妹子表示她看完以后会把书借给我，于是在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回到自己的座位。

不久之后，妹子便来到我的座位，把书递给我，并附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那时候，整天除了语、数、英和政、史、地，根本就没有其它的书籍可以看，只好期盼着每周一次的阅读课，可以在学校看看课外书。

我没想到的是，《活着》让我爱上了写作和思考人生。

余华，也成了我的“偶像”。

那时候，尽管课程很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练习题，但是夜深人静之时，往往都是把作业做完，准备睡觉的时候了。偷偷从枕头底下拿出余华的小说，《活着》之后，我开始看《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等，继而开始看其它大陆先锋派小说，慢慢扩大范围，自己的知识面也在不断变大。

偶然看到余华先生写的《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里面说到：“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是在“文革”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文革”结束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我们没有认真学习过。”

我们这个年代，没有文革了，思想也比较开放。但还是有多少人指望着高考翻身，迫切想要把“寒门出贵子”变成现实。而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努力学习。不管是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还是私下去问老师问题，又或者是加入补习班，目的都是一样的。

身边有一位朋友，应该算是我们当中在学习上最努力的。当时我们互相鼓励的时候，她常用马云和俞敏洪来举例，似乎也暗示着她的命运。果然，妹子和那例子一样，经历了三次高考，终于步入大学。

“那时候课堂上就像现在的集市一样嘈杂，老师在上面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学生在下面嘻嘻哈哈地说着自己的话，而且在上课的时候可以随便在教室里进出，哪怕从窗口爬出去也可以。”

现在，老师讲课都配备了“小蜜蜂”（一种扩音器的名字），有的老师习惯用话筒。当然，它们的作用都是一样——提高音量。在动辄五六十人的教室里，这是必需品。

我们的座位不是老师安排，而是自己选，成绩的高低决定选择座位的先后。成绩好的同学当然会选择前面一点的位子，距离老师近，能够在听清楚的基础上，和老师实时互动，问问题的地理位置也是极好的。

而对于成绩差一些的同学来说，他们或许已经有了对未来的打算——务工、专科；或许是家里已经为其安排好了一切，根本就不用担心。于是，自然选择靠后的位置，远离老师，上课睡觉或是玩儿手机都没什么关系，不会干扰到要学习的同学，老师也懒得浪费精力进行教育。

“我记得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

我们是在高考结束，知晓自己的成绩之后，才进行志愿的填报。学校会发给我们几本厚厚的填报指南，里面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各个高校当年的的招生专业和录取分数线等情况，在我们看过之后，心里大概有了一些想法。老师也会适当给予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根据成绩，帮助我们选择适合的学校。这样双重的保障之下，可以大大提升录取的概率。

虽然我和余华先生的高中有所不同，但是相同的是，我们都爱小说，无论是写还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