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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人生踏歌行
《凡尘天歌》读后感
二0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胡长安/文
贺岩先生的《凡尘天歌》面世以来，已得到众多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们的如潮好评。我不避附庸之嫌也来说几句，就算是一个曾经的知青的真情感受吧。
在卷帙浩繁的知青文学作品中，描写文革前上山下乡的作品并不多见，反映知青返城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所谓“后知青时代”的作品也是凤毛麟角。贺岩先生的《凡尘天歌》三部曲（巴山壮歌、蜀水恋歌、渝城放歌）以长篇小说的体裁，全方位、全过程展现了文革前夕的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的来龙去脉、劳作生活、精神风貌以及回城后的奋斗历程。
百万字的《凡尘天歌》描写的人物众多，时间跨度漫长 。在历尽花甲的漫漫人生旅途中，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凡尘众生演绎了一幕幕精彩的活剧。作者以年代时间排列为 “纲文”（主线骨架）和以事件的来龙去脉为“目文”（筋腱血肉）的写法，颇具史书的体例。不但让读者了解到那段渐行渐远的社会状况，作者还用自己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通过在建国后历次大事件中 “与共和国同劫难共命运的一代”的故事，给后人研究知青问题和共和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因为，与共和国同龄的个人经历，就是社会历史的一个侧面和缩影。这些真实可信的“野史”是研究考证史实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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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壮歌之殇
我母亲文革前曾在街道负责知识青年、社会青年的就业安置工作。但我年龄尚小，只约知一二，不甚了了。《巴山壮歌》为读者厘清了文革前夕知青的来龙去脉，也有为他们立言、正名之功。
作者通过故事情节对1964年、1965年文革前夕知青的成因及中央的态度进行了描述，这是容易被文革后期大规模“知识青年上上下乡运动”的研究者忽视的地方。
1964年前后，国家还处于贯彻八届九中全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阶段，对大跃进时盲目扩充的工业、交通运输等行业进行压缩。很多在大跃进中进企业的员工下岗失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自然也出现了待业的现象。特别是出身不红的青少年，更是升学无望，就业无门，面临社会歧视和生活压力，两害相权取其轻，抱着一丝侥幸的希望，义无反顾的奔向农村。
接踵而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唤醒了老知青们已经“心如古井水”的回城希望，却又面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理想矛盾。既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广阔天地炼红心，又要批判刘少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让他们做“驯服工具”的狼子野心。他们必须用毛主席的话来为自己挣脱桎梏找到理由。
《巴山壮歌》在“两个司令”一章以短短的篇幅，通过南溪县造反派的兴起，把文革的起因、发展过程以及错综复杂的各派争斗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可以把小说中描写的文革场景看成全国文革的缩影。作者对文革发起者的思路也有所剖析。
纵观全书，一曲《巴山壮歌》，作者要告诉我们的：
“一是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次革命能够如此深刻的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不管他是真的假的、美的丑的、善的恶的、正确的错误的。因为疼痛比麻木更具有生命价值。
二是上山下乡运动，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学会了吃苦耐劳、懂得了坚忍不拔、苦难一旦过去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
作者想提示我们的：
曾经胸怀崇高理想的无畏斗士，波澜壮阔之后，留下一地鸡毛。刘强、秦天笛、包括万晓春等人的结局令人唏嘘，令人潸然泪下。“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最后一章“魂系巴山”结尾的顺口溜唱出了眼下大多数昔日“知青”的归宿：
五十年代炼过钢
六十年代下过乡
七十年代刚回城
八十年代就下岗
九十年代发余热
世纪交替吃低保
蹉跎岁月大半生
拼命也要奔小康
](http:https://img.haomeiwen.com/i3539698/f1f0c07dc52f4d7e.png?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7CimageView2/2/w/1240) 第二部《蜀水恋歌》
二、恋歌之寤
《蜀水恋歌》用了近半的章节来描写当年沱江农村的风土民俗。揭示出即便是在物产相对富庶的川中腹地，仍随处可见因生活贫乏，精神空虚造成的陈规陋俗，反讽了“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荒唐。
小说通过生产队社员们的劳作和闲聊对话，真实地揭示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那场刻骨铭心的天灾人祸，以及展现在知青们面前的，导致人们“出工不出力的大锅饭”弊端。特别是在“荒唐婚礼”一章中出现在婚宴现场的单干户邱大哥，更是对社员们嗤之以鼻：“你们那算干活路吗？那是在扮家家酒，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同样是这些活路，我每年栽秧子、搭谷子、种麦子、收豆子，充其量忙上一个半月，剩下的时间就到处打甩手玩。我看我们队上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在坡上忙，活路做不完，每年分的粮食还不到我的一半。”现实的对比道出了强行公社化后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
当然，在朴素诚实的民风搅合着高深莫测的政治风云的滑稽现实生活中，知青们也感受到了当地贫下中农力所能及的帮助。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砥砺了意志，磨练了体质。
作者在“渝城聚首”一章中，通过红青团战友在渝城久别重逢时的闲聊，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南溪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各个民间造反派组织失去了社会作用，各派头头儿也作鸟兽散了，有的还成了文革打砸抢的替罪羊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红青团重要骨干曾小川反思说：“红青团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意义？想来想去，更多的是教训”。曾经的红青团司令何立伟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和牺牲不是悲剧就是闹剧，这就是意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本就是这样无情…..我们这代人过去拥有过太多的幻想，也就注定要吃些苦，倒些霉的”。
他们还从自己文革前（1964~1965年）下乡的经历，联想到当时（1969年）正搞得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疑虑和见解。善于辩思的曾小川说：
“如果说当初的上山下乡还带有一种试验性质，想为城乡结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走出一条新路，那么现在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倒退，一场全民族的灾难。
所谓的欢送（知青下乡）场面，那个‘欢’字应该改为‘悲’字。送行的和被送的，不是沉默无语就是低头抽泣，甚至抱头痛哭。
所有学生都要去农村，自愿变成了强迫，改天换地变成了接受再教育。这样的运动岂有不变质之理？
反过来看城市，各个工厂企业几年没有招工，劳动力和知识都急需新鲜血液……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最需要的就是知识和劳动力。我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把大批有文化知识、年轻力壮的青年放到农村去慢性自杀，让城市和工厂日益萎缩、后继无人。这难道不是在开历史倒车？不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吗？所以我断定，上山下乡运动是个短命运动。”
主人公成杰经过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对自己的理想、切身的经历和社会现象产生了质疑，进行了反思。在从寤（清醒）到悟（理解）的升华过程中，流露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似的忧国忧民情怀。 发出了“狼有狼道，蛇有蛇道，她（女知青赵巧的母亲被迫与王书记进行权色交易，换女儿回城的故事）走的算什么道呢？上千万的知青为了回城，又走出了多少条道呢”的悲愤呼喊。
几乎贯穿《蜀水恋歌》全书的大队王书记，是一位被作者塑造得栩栩如生的会吃会喝会说话、恬不知耻、信口雌黄、见风使舵，“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另类农村基层干部的缩影，在 “政坛风云”一章中表现得尤其娴熟。是特殊历史时期带普遍性的酸涩而可憎可怜的基层干部的典型。
在 “死不安宁”一章叙述村民办理丧事的全过程中，展现了作者驾驭文笔，刻画细节的高超技巧。场景描写细腻，人物表现鲜活，语言朴实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活生生展现出一幅乡风民俗的浮世绘。
《蜀水恋歌》真正对恋爱的描写章节很少，却优美抒情。三十三章“月下情歌”以及三十七、三十八章中对男女情爱场景自然、热烈、高尚、纯洁的描写，使人想起《关雎》的雅致情愫。
二十七章中，成杰与孙晓兰 “异床同梦，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的缠绵关系，发人深省：其实理想和现实何尝不是如此？
三十二章中，描写了程良与吴韵的情真意切。联想到最后“情系蜀水”一章中对他俩事迹的插叙，被“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深深打动，足以使读者泣下青衫湿。
最后作者把镜头拉到三十五年后，主人公回访已经改革开放的月亮湾，让《蜀水恋歌》在“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优美歌声中落下帷幕。
第三部《渝城放歌》
三、放歌之怀
《渝城放歌》反映了知青回城后的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
拨乱反正以后，广大知青乘着改革开放的热潮，满腔热血地投入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建设当中。当知青时的磨练，增强了他们刻苦上进的毅力；当知青的阅历，变成了他们的精神财富。他们既要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又要养家糊口，一心想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们逐渐成了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不少人还成为了社会栋梁之才。
小说描写了一群已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1978年得到参加高考的机会后，为了实现人生的梦想，体现自身的价值，“时机一到……如脱缰野马，腾跃青云”，他们以惊人的毅力、执着、勤奋，一肩挑起做好本职工作、照顾家庭和养育子女的责任。特别是面对身体弱小，处处好强，事事不甘落后的女同事沙溪，又要克服学历低（下乡时只读过初一）、又必须搞好小学教师的教学工作、又要一个人哺乳婴儿、又要复习赶考的壮举，主人公成杰不禁发出了“位卑勿敢忘忧国，巾帼岂止出鉴湖；满腔热血振华夏，三尺讲台亦丈夫”的感慨。
小说中，这批年富力强、阅历丰富的“知青”，成了意气风发地投入改革开放大潮的生力军，敢想敢说敢干，与被历次政治运动磨去热情和菱角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及老干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各种思潮混乱碰撞、裹足不前、莫衷一是的改革开放初期，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再一次充当了民族先锋的作用。
《渝城放歌》用很大篇幅讲述了主人公成杰结束知青生活回到渝城后从教四十年的感人故事。从乡村小学到应聘新疆支教，再到涂山中学的高中毕业班班主任。成杰悟出了“转换差生是学校教育的永恒主题，衡量一所学校、一个教师的业务水平，重在其转换差生的能力而非教出了多少好学生”的真谛。书中四十六章“失盗之后”以及四十七章“共谋出走”中对高二3班学生余爽和徐洪波案例的描写剖析，不但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工作者有启迪，对家庭教育也有发人深省的作用。
《凡尘天歌》通篇显示了作者是结构组织、题材选用、情节演义和语法修辞的高手。例如在《渝城放歌》“峨眉山月”一章中，通过对洗象池周边悬崖、木廊、岷江、金顶，远近高低、明暗隐显的细节刻画；通过对黛山、皓月、骤雨、霹雳，动静缓急、变幻莫测的泼墨渲染，使读者对“象池月夜”有身临其境的实感。这一节（p142--p143）不亚于一篇形散神聚，意境深邃的精美散文。
至此，读完贺岩先生近百万字的三部头大作后，真正体会到作者是在“以我手写我心”。可以用作者在《后记》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感想：“无论《凡尘天歌》将来的命运如何，其真实与厚重对得住知青，对得住历史”。
四、瑜之瑕
《巴山壮歌》“旁观者清”一章通过周晋政与成杰的对话分析了红卫兵和知青的出路，但后面一段成杰坐茶馆碰到小弟那一节与“旁观者清”风马牛不相及，且与后面一章并无承启作用。小说虽然有容量大，可以信马由缰演绎的体裁特点，但也不宜离题太远。
《蜀水恋歌》第二十五章“是祸难避”情节感人，作者沿着以时间为纲线的思路一路写来，难以割舍。但在《蜀水恋歌》中插入这一章，笔者认为还是显得突兀。
《蜀水恋歌》“吃书土诗”一章中P119写到：“柳眼镜翻开桌子上的《宋词一百首》朗读出声‘八百里洞庭，奔来眼底……嗯，有气派’”。其实宋词中并无“八百里洞庭奔来眼底”的句子。倒是清康年间孙髯的《大观楼长联》中有“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句子。可能是作者误记而未核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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