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反映在很多方面，这些差异在电影中有充分的展现，比如电影《刮痧》、《少女小渔》、《喜福会》等。电影中的这种展现属于“显性”展现，即它很容易被发现、被理解。除了“显性”展现，中西文化差异还有“隐性”展现，这种差异非仔细剖析不易被体会。下面以两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杂志为例进行说明。
在中国，能在美国的《科学》杂志和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事情。这两本杂志公认为是学术界的顶级期刊，其影响因子稳定地处于top 1的地位。这在言必称影响因子的年代更是奖金的代名词。
《科学》和《自然》这两本杂志为什么这么牛？这跟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分不开。实际上，《科学》也好，《自然》也好，都不止是一个杂志，还是一个平台。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的经费来自纳税人，即公众，因此科学研究必须向公众负责，向公众交代。这在西方已经是深入人心的思想。同样，纳税人也需要了解科学家取得的成果，需要知道纳税人的钱是否真正花到了实处。这样科学家和普通民众就需要一个平台，需要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借此平台普通民众能够了解科学家的工作，实现对科学家的监督。
科普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前沿都应是人们最关心、最急于了解的领域和问题。最新的科研成果必须在第一时间为公众所了解。《时间简史》的作者、英国物理学家霍金认为：“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它应该在一般的原理上及时让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科学家）所理解”。实际上，《科学》和《自然》这两本杂志，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向公众科普科学的最新进展。它们都属于综合性科学杂志，不止发表学术研究成果，还有科学新闻报道、综述、分析、书评等内容，甚至还发表科幻小说。所以它们既是学术杂志，也是科普杂志。既然是做科普，除了趣味性要强外，也需要有一定的学术性和深度。这样，其读者群体才会广泛。比如，霍金的著名科普著作《时间简史》，其读者群涵盖了从中学生一直到该领域的高级专业人员的广大范畴。
另一方面，西方的普通民众也非常关心科学家的工作。说到底，一是对科学的好奇，二是关心纳税人的钱用到了什么地方，是不是物有所用。
著名物理学家潘建伟2016年在CCTV-1《开讲啦》中做了名为《探索的动机》的演讲,其中谈到他留学欧洲时的经历。在阿尔卑斯山山区大峡谷，一个坐在轮椅上大概80多岁的满头白发老太太与他讨论量子信息，并告诉潘建伟她曾经读过潘建伟发表在《自然》上的那篇文章。后来，在海德堡大学的医院，有个护士，也向他请教量子隐形传输的问题并向他索要资料。
正是有了这些普通民众对科学的关心，才产生《科学》和《自然》这样读者广泛的平台。
长期以来，国内科普和学术之间存在断档。科学家不关心科普，从事科普的是一些专门的科普工作者。历史上，我国的科普创作存在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科普书只是给孩子们看的。实际上，科普书不只是为孩子们写的，也是为孩子的父母写的。吸引孩子，首先要吸引孩子的父母。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等都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典型代表。金庸的武侠小说被称作“成年人的童话”，说明他之所以取得成功，抓住的也不只是年轻人的心。
在我国，普通老百姓不太关心科学家所做的事情。因此，也很少去读那些前沿的科普。读科普，主要是年轻人的事。成年人可能也读，但绝对不是主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科普主要是写给孩子们的原因。
经常听到有人质疑，《科学》和《自然》这样的杂志为什么只能出现在西方，而不是我们中国？原因很复杂，文化传统的因素不可否认。
当然，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我国的很多科学家都已经认识到科普的重要性。一项科学发现问世后会借助媒体进行宣传，向大众进行普及。普通老百姓也越来越关心科学的进步。但是，我们还缺少《科学》和《自然》这样的受众广泛的杂志，毕竟积累需要时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也有《科学》和《自然》杂志，这就是上海的《自然》(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与《科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但这两个刊物在国内多年来一直被视为“科普杂志”。
早前看到一则新闻，说2021年农业院校排名出来了（有人喜欢进行各种排名），中国农大以65亿多的科研经费无可争议地排在了第一位。每年光科研经费就六十多亿，确实是挺令人羡慕的。但是，中国农大有什么出名的科研成果呢？芯片、航空航天、能源等肯定与他们关系不大，水稻专家袁隆平也不是中国农大的。至少陈景润还有个1+1，可中国农大的成果我还真说不上来。过去谁论文最多谁最牛，现在谁科研经费最多谁第一。反正世界上的人总要华山论剑，定个标准，排个座次，至于合理不合理是另外的问题了。
为什么我们会质疑中国农大的成果呢？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老问题了：普通民众与科学家有隔阂。酒香也怕巷子深。你不宣传，别人怎么知道呢？
科学家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近年经常有学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传自己的成果。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只不过，我们的平台还是媒体，不是像《科学》和《自然》这样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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