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历朝历代文官和武将一直在争夺朝堂的发言权，文官靠嘴，也有个别的靠政绩，军人靠的内容比较单一，就是战事一起，征战沙场，累积军功，建功立业。
军人想要进入仕途，掌握话语权，方法有三：
途径1：参加武举，也就是武将的科举考试
武举始于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颁布了创办武举的敕令。
《唐会要》记载：“长安二年正月十七日敕，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
唐德宗时期，公元788年，已执行86年的武举，被唐德宗给停废了，这一停就是十年。
《册府元龟》记载：“”乡贡武举并应百只箭，及三十只箭人等，今年宜权停。”
这个建议是谏议大夫田敦提出的，他认为：“兵部武举，每年常数百人，挟持弓矢，出入皇城闲，恐非所宜，上闻而矍然，故命停之。”
他说每年兵部武举，每年百人，他们带着弓箭进入皇宫，这不太合适吧。皇帝一听，好像是这回事，就命令停止了。
有人听起来不爽了，认为“其实武举者，每岁不过十人，时议恶敦虚辞，辄乱旧章。”
他们觉得每年实际参加武举的也不过10人，就这么夸大其词，有点扯。
事实上，真有的扯，已执行八十余年的武举，也没有听闻出现了“恐非所宜”的事情，总体来说，五个字——“庸人自扰之。”
公元808年，唐宪宗时期，恢复武举。
当然，除了武举，要想成为一名武将，也可以以文转武，同在仕途，只是换了地方赚取功业。
唐朝的文官选拔以明经、进士等科为主，不管是家族推荐的，还是自己考上的，能成为唐朝文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们有一些人，不拘泥武将身份，从文转武。
实际上，唐朝的官制中，六品以下的文武将员可选文也可选武。而高级官员的文转武职，有两个选择，一是任职地方军政长官，二是任高级武将。
当然，这也非胡乱任命，唐朝绝大部分时期的文转武的官员，大多是文武全才，上马打仗，下马治政，这与李世民这位军人出身的身份和楷模有关，一名军人能治国，能打仗，一股迷之自信。
安史之乱后，整个唐朝对武将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在他们看来，整个国家的动乱来自节度使手中有军队，骨子里对武将进入了不信任模式，自唐肃宗到唐末，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正因为这样的心理考量，一些文官被调整到武将岗位上来，因为在统治者看来，儒家文化的文官最好驾驭。
事实上，玩心眼的文官，更难搞，更具备持久性的难搞。历史充分证明这一点，此为后话。
途径2：凭借实打实的军功进入仕途
唐朝的武官的品轶从无品的军曹、军士、新兵、马夫到有品的从九品下，再打怪升级到正一品，其中要经36级。
《文献通考》记载：“唐初职事官有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六卫、十六府之属，其外又有勋官、散官。勋官以赏战功，散官以褒勤旧，故必折馘执俘，然后赐勋，积资累考，然后进阶。”
这里要说下，馘，是古代战争中割掉敌人的左耳计数献功，换句话说，耳朵比头脑更容易携带，容易计算功劳。
以军功授勋是进入仕途的一种方式，但是唐朝又有限定，勋官出身的人不得任三品，这个禁令是把功勋的天花板给设定好，三品以上，想靠授勋走上去，门都没有。
所以，唐朝历史上，以军功授勋入仕者多止于中下级武职。
薛仁贵是白衣军功入仕的一个典型。《旧唐书》记载，贞观末年应募征辽东，薛仁贵勇冠诸军，被太宗赏识，从白衣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寻迁右领军郎将。“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寻迁右领军郎将。”
途径3：门荫入仕
门荫入仕，这与文官有点类似。门荫高低不同，入仕途径也会有所差异，在唐人眼里最有前途的工作岗位就是千牛。
《唐六典》记载：“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充。”
当然，荫任千牛的官品、还可以规定一荫一人。周亲之内只能有一人见任千牛，庶子不能荫任千牛。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梦想，除了要投准胎，还得算准时间。难度有点大，基本是六合彩的中奖概率。
除了千牛，还有三卫等官品也可荫任。
大致原因是知根知底，给予近臣的一种嘉勉，帮孩子找好了体面的工作，当老子的也得为皇帝好好工作，大概就是这层意思。
三种方式覆盖了绝大部分武官入仕的常态方式，了解这更加有利于了解整个该唐朝的军人地位变化、国家政策变化情况。
男儿应当兵，这是今人心中的一种想法，甚至一些姑娘认定非军人不嫁，他们保家卫国确实不易，值得钦佩。但是在古代，当兵的福利待遇不算好，当然也不算差，只能是算得过去，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当兵就意味死亡，风险太大，容易绝户。一旦被官府盯上了，一家男丁能保全一个就算是祖宗显灵了。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唐朝军人，要经历那个时代的痛苦，必须升级打怪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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