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
创作
本剧的编剧是刘和平，导演张黎。刘和平的作品冲突激烈富有戏剧性，同时有着超越戏剧性的追求、深厚富于张力的内涵。《雍正王朝》、《北平无战事》也是刘和平的代表作。张黎是《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总导演。两个人的合作获得了1+1>2的效果。
本剧的人物是架空的，故事是虚构的，着力刻画的是政治和人性，是事实的艺术再现。台词的真实，符合政治、人性的故事，让观众觉得如果当年有这么个事，一定就是剧中那样的。本剧以改稻为桑为窗口，揭示了明内阁、省级、基层部门的运转模式。
角色
本剧用了大批的话剧团老演员。剧集台词拿捏很稳，演员和角色没有距离，皇帝、高官、小吏都演出了角色应有的样子。整个剧组是把这个剧当艺术品来打磨的。比如高育良扮演的严世藩，言侯的杨金水。
张黎在回忆拍摄的情境时说：
那个组出奇地平静。陈宝国也一样，也住在北五环的一个烂楼里面，他自己住一间，给他安排了一个套间。早晨起来，试装，对词，每天就这样，很松散，该锻炼就锻炼。给他们找了一个健身房，像严世藩，杨金水，他们都锻炼。黄志忠每天跑一万米。安安静静，这其实是一个摄制组应该有的状态。有的演员偷点懒，词不好，大伙那种不屑，他的压力太大了。所有演员词都溜溜的，戏都好好的，一个演员打磕巴了，那真是对不起，不用说，回去以后肯定是在背词呢。他形成的习惯是，一般早晨五点起床背词，七点钟出发。现场再背词的演员，全组人都看不起。
倪大宏不拍戏时，我们就见不着他，据说天天憋在屋里琢磨呢，他从化装开始就进入到严嵩80多岁的状态，寡言少语、眼神呆滞、动作缓慢等。而扮演郑泌昌、何茂才的演员，要求住一个房间，哥儿俩没事儿就掰扯戏，很有上大学排一部话剧的感觉。他们在拍摄期间都是‘守得住’的演员。
思想高度
本剧突出的是民族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对完美人格与社会形态的追求。
叙事的时候，剧情给了对立两方足够的同情与理解，表达了历史深处的矛盾与无可奈何，而不是流于表面的义愤。剧中不存在单纯的贪墨派与清流派，严嵩一党想通过改稻为桑兼并百姓土地，清流一方也不是完美的。徐阶家族在松江老家拥有大量土地，耿直的高拱从没有触怒过嘉靖，张居正也说过放纵严党牺牲百姓的斗争策略。
王用汲在大堂对质中称海瑞有“古君子之风”，这是一个被刘和平寄寓了无限寄托的形象，也是他心中完美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儒法结合，外法内儒。剧中在应对纷争的时候，海瑞援引的是朱元璋时期的“大明律”，高翰文用的是胡宗宪签发的浙江总督衙门的公函。即使是对立方，也不敢对抗大明律和公函，这是某种乌托邦式的美好想像，创作者晓得事实不会这么理想，依然将之贯穿到全剧，寄托了编剧的某种模糊的追求。法治与人治是剧中海瑞与嘉靖分执的天平两端，前者如海瑞手中的大明律，后者如嘉靖的修道房间中醒目的阴阳标志，还有他最后训示海瑞时说的一番话：
君既不是山，臣民便不是江。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劝朕只能用长江而非黄河，朕岂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朕便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要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链等人的道理。比方这个海瑞，自以为清流，将君父比作为山，水却淹没了山头，这便是泛滥。
这是一番充满中国人玄妙精神的对话，也于不经意间道出了中国封建王朝构筑的本质——所谓外儒内法，以调和阴阳为主，法律条文为辅。在道德的精心包裹下，再严明的法律也失去了自己的力度，日益腐蚀，和光同尘，就像紫禁城的回廊一样，无论是徐阶还是张居正，改革者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走出这样的怪圈，因为他们对抗的不只是严嵩严世藩也不只是嘉靖，而是强大的传统。
作为完美的人格，海瑞秉承的是外法内儒的原则，行事的原则是大明律，支撑行事的动力则是儒家文化，即源源不息的民族精神。剧中的海瑞不只是我们印象中的清官形象。赵贞吉是全剧中最擅长打太极的官员，连着几次败在了海瑞手下。海瑞知道世故，知道潜规则如何操作，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的清廉是他的护身符，这样行事才有支撑力。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外儒内法逐渐成为封建文化的内核，儒用来装点门面，法的内核可以灰暗，但必须保持坚硬。
海瑞和嘉靖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调和的。
保持人格的绝对纯净，贯彻“外法内儒”这样的理念是不可能的。编剧将这种理念寄托在海瑞身上，是将悲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腐败是一时一事的悲剧，制度是一朝一代的悲剧，而这种纯净人格建构的理想社会和现实的冲突产生的悲剧则是永恒的。当我们对海瑞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行为不以为然时，转而赞同更加实际也更加讲权谋的胡宗宪、赵贞吉时，在现实生活中不自觉的讲求圆滑世故时，我们也就成为了这种悲剧的一部分。
也许编剧想告诉我们，一个大家全部是海瑞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乌托邦，但如果世上多出一个海瑞，那么这一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贞观之治
历史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纪录片，一种是反映历史规律与人性。前者的代表作是贞观之治，后者的代表作是大明王朝1566。贞观之治怀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按照史实复原当时的日常生活、朝政节奏，没有评判，只是展示，是非功过留给观众。淡化权谋，主题在治世，全剧有大段的君臣议事的场景。盛唐风貌，服饰、家居摆设，君臣平等，这些与明清的尊卑分明、唯唯诺诺是截然不同的。
本剧的历史编剧是隋唐史专家孟宪实，文学编剧是阿城，剧本台词是立得住的。
金士杰扮演的魏征，在剧中和李世民保持着平等的姿态对话，许多对话给人以启迪。例如，玄武门事变不久，魏征刚获得宽恕，就对李世民评论了良臣和忠臣的区别：
齐侯问宰相晏子，什么叫忠臣？晏子说社稷有难君王出逃，不跟着走。齐侯说，臣子平常接受君王的封地爵位，危难的时候反而如此回报君王，这能算是忠臣吗？晏子说，君王若听忠臣的话，社稷怎么会危难？君王又怎么会出逃？反之，不听忠言的君王，又何必跟着他去死呢？以我之见，古来治天下良臣比忠臣重要。良臣是可用之才，尤其是当今天下大势底定，治天下应当用可用之才，至于忠于君王的忠臣嘛，若无才，只是本分而已。
良臣择主而事，然后竭尽所能，身获美名，子孙传世；而忠臣呢，他只知道和君王同声共气，他的命运和君王紧紧联系在一起，倘若君主遭难，忠臣就落得个无国无家的下场，空留下一个忠臣的名份。两者相差甚远！
走向共和
本剧展现的是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历史，想表达的是一种制度之争。现在看，因为一定程度的偏离史实和表达的过激，存在着一些缺失和不足。李鸿章、袁世凯、慈禧的形象，和历史有着很大的不同，争议很大。
张黎说过，“我曾经想过，就算是《走向共和》解禁了，我也不会同意让它重播，我可能会重新剪辑一次那个片子，或者更深入地重新拍一次。”如果说十几年前他是用一种激进猛打的方式去拍，总想用历史来表现点什么，现在的张黎让自己更聚焦于故事本身。他更愿意做一个“说事儿”的导演，“选择好的剧本，在各种技术的配合下把事情说清楚，演员表演到位就好了。观点的东西让别人去评说”。《贞观之治》的拍摄风格是这样的。
本剧的台词一样很有深度，比如：
人若有了生杀之权，就嗜杀无忌，有了行政之权就作威作福，有了度支之权就为己敛财。甚至有一点小小的权力，比如说县衙的差役，收税的小吏，官员的随从，如果把权力都用的无所不用其极，那真的是国将不国……一个当权者有了权力，第一要紧的什么？不是运用权力，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
四书五经，开篇便是中庸，因为高明莫过中庸，那是做人做事的根基呀……儒家的精神是入世，要有理想，有抱负，要进取不解，但儒家之经典中庸，却融入了道家的精神，这又是何以然啊？是因为办事难啊，你光是一个劲的冒进，撞了南墙不回头，这死了也于事无补。所以还要有点出世的道家精神，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情。志存高远，却又不拘泥于眼前的小事杂事乱事，这才能以坦荡的胸怀干成大事，这才是中庸。
历史的天空
历史有战争的波澜壮阔和豪情，同时有个体生活的复杂。宏观和微观层面加以结合，这样的创作才是真实的、给人以启迪。《历史的天空》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亮剑》和《历史的天空》在题材上接近，不同之处在于亮剑的前后两部分分别对应于宏观和微观，后者则是宏观微观始终并行交织。亮剑的重点在后半部分，电视剧仅仅在最后两集稍有接触就戛然而止；历史的天空是完整的进行了创作。后者更深刻，更能给人深思。
历史的天空反应的组织架构、干部培养过程更真实。姜大牙从小镇混子成长为军级干部的过程，是组织教育、自身学习不断克服缺点的过程，这个人任人唯亲的军阀作风是非常明显的。麒麟山的内外部矛盾交织对于杨庭辉这个一把手，很有挑战，这个过程中应对内部矛盾、培养改造干部、对付敌我矛盾的许多做法，有许多值得观众学习的东西。历史的河流从来不是笔直向前，而是曲折向前暗礁丛生。像李云龙那样行事的个人英雄主义，团队的一团和气，看着是挺痛快，却不是现实的全部。
不同的性格、面对同一事件不同的做法、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做法，真实的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人性。从剧中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周围人的影子。
亮剑中的赵刚和本剧中的张普景，有着可以对比的东西。同为政委，同样的理想主义，同样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同之处在于赵刚的讲求原则和灵活变通结合的更好，能胜任一把手的工作，张普景的原则是坚决的。虽然张普景的角色有他的不足，更多的是令人敬佩。对事情的见解不夹杂私心，不藏着掖着，不私下搞小动作，坚持原则，坦坦荡荡，这些是他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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