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嘲笑猪，它们和人类并没什么两样。
在一个完整的社会里，是分工明确的，比如人类社会中，有的负责贡献，有的负责消费，各司其责，互不亏欠。
在猪的社会中，有的猪负责长肉，有的猪负责交配。不同之处在于，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没哪头猪是负责发号施令的，也就是说，掌控权还是在人的手里，这也是人称之为人，猪称之为猪的原理。除此之外，猪的社会更加纯粹。负责长肉的，我们称之为肉猪，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吃。负责交配的，我们称之为种猪，终其一生，也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往母猪身上使劲。由这几点来看，猪是一种比人更专注的生物，毕竟在现代社会，人是很难一生专注于某事的，往往一天都不行，所以，某些方面，人不如猪。
比如交配，对于人，因为前戏这事儿，很麻烦。对于猪来说，就不是，它们连肚子下母猪存在与否都不太理会。早先，公猪是被带到真母猪身边进行交配的。人们先把母猪放在一个粘著毛皮的木架下面，只露出它的后半身，然后让公猪蹦过去。——他们把这个木架子叫做“母猪架子”。后来，农场的专家们认为人工繁殖效果更好，干脆不再把母猪放进架子里，而是让公猪直接扑到空的木头猪架上，饲养员则急急忙忙地拿玻璃杯接住流出来的东西。由于农场很少注意维修这个“母猪架子”，到后来上面长了许多刺，贴上去的毛皮也破破烂烂。
遗憾的是，猪不傻，公猪们还是懂得分辨大肚子底下到底有没有母猪的，尤其在一个如此高速发展的社会，他们义愤填膺：“哪伯在假母猪背上贴点毛，给我们来一点气氛也好。”于是，人们为了满足猪的要求，也为了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奉献一切，纷纷给假母猪背上来了点气氛。
于是乎，在猪圈中，开始流传一种势头，“气氛才是硬道理”、“有趣才是第一生产力”、“让公猪们主动上的假母猪才是好的假母猪”、“没有猪毛贴点羊毛也行啊”，不一而足。此趋势刚冒头，便以一种无人可挡的气势波及开来。起初只是乡下几个相邻猪圈中流传，慢慢蔓延至整乡整镇到整个猪类社会，像一种令猪兴奋的病毒，也像露出肥臀的真母猪，没有谁能抵挡“给气氛”和“贴点毛”的诱惑。
根据后来的猪史记载，这是一次堪比瘦肉精的革命，它让猪们不再安于现状，不再满足于槽头的那一口饲料，并奋起反抗假母猪身上的毛刺，参与这次革命的猪们，纷纷被授予“烈猪”荣誉勋章——是一种紫色盖在屁股上的印章。这些伟大的革命猪们，为了宣扬革命的真理，见缝插针于各个角落：都市的巨幅广告、年轻人捏着的手机、小镇午夜电影院的传单、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还有革命根据地——乡下猪圈的墙壁上。总之，每一位拥有如此标记的猪，都是骄傲的猪，是令人敬畏的猪，哪怕死，也要昂首挺胸前往刑场。
革命的气息不可阻挡，革命的成果显而易见，一些猪成为了明星，虽然它们身无几两肉，也不再愿意骑母猪架子，但是它们还是红了。首先要声明这里的红了不是指被做成的红烧肉的红，它们依然是一些完整的、活蹦乱跳的猪，披着村头二丫的红棉袄，趴在外国红地毯上的照片便是最好的证明。它们四处奔走，借用各个场合宣扬它们的“给气氛”和“贴点毛”思想，它们为猪应该怎样生活提出了详尽的规定，包括第一次骑母猪架子的公猪应该注意些什么——看过由它们中的几位合作的著作《猪托邦》的人一定记得：在上架之前，首先仔细观察，架子上有没有贴毛，有没有剃掉那些木刺。在我看来，这个用意不能说不好，但规定得如此之细就让人倒胃口，我不知道那些循规蹈矩的猪怎么想，它们难道不期望某次上架没有贴毛没有气氛这样的怀旧感吗？或者说，它们其实也懂得，不管有没有毛，有没有气氛，其实都一样的，只是打发一下无聊时间做点无聊的事情罢了。
只是别的猪都这样，它们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曾有一些不按《猪托邦》行事的猪，在红色革命的浪潮席卷大地之时，依然勤勤恳恳地趴在光秃无毛的母猪架子上卖力，它们得到了一部分人类的好感，但也仅仅是好感而已。没过多久，它们无一例外被打为“旧派”，并被阉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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