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持菊，一手握刀（《菊与刀摘句》）

一手持菊，一手握刀（《菊与刀摘句》）

些许书摘

我开始懂得日本人是如何把剧烈变化的行为当作是完整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的，我也懂得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他们最初用的那些奇特词句和概念，一变而为具有重大含义，并充满长年积蓄的感情。同西方人所了解的道德观、罪恶感有着巨大差异，日本人的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日本式的——包括了日本的长处和缺点。

东方民族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们是历史的负债者。在他们那些被西方人称之为祖先崇拜的行为中，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崇拜，崇拜的对象也并非完全是其祖先，而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对往昔的感恩。而且，他不仅对过去感恩，就是在每天人们日常接触过程中也增加了他现在所欠的恩情债。他的日常决定和行为都源自这种恩情债，这是基本出发点。

对名分的“情理”，就是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它由一系列美德构成，其中一些在西方人眼里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完全统一的，因为这种义务不属于回报恩惠的范畴，不涉及往日受恩于别人的问题，而是保持某人的名誉的行为。

日本人特有的厌倦是一种过于脆弱的疾病。他们把对拒绝的恐惧引向内心，使自身受到侵袭。日本小说中所描绘的厌倦状态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不同。俄国小说中主人公的厌倦是基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而产生的。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过，日本人缺乏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感。他并不是想说日本人厌倦的根源，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的哲学和对待生活的总体态度是如何形成的。

灵魂与肉体在宇宙中并非是对立的力量，他们的这个原则导致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纵观他们的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认识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应对恶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始终批判把恶作为一种人生观，他们认为人有两种灵魂，但它们不是人的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与“粗暴”的灵魂。在每个民族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温和”的时候和“粗暴”的时候，没有注定一个灵魂要上天堂，一个要下地狱。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是必需的、善的。

在大多数文化中，无论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的，男人和女人都把自己描绘成扮演着不同角色的特殊人群。如果他们追逐权利，就会以他人对其意愿的服从来衡量自己的成败；如果他们希望被爱，就会为自己受到冷落的处境感到沮丧。他们设想自己绝对公正，或者具有“艺术家气质”，抑或优秀的顾家的人。他们自己的性格一般都具有某种“完整形态”，它给人类的生活带来秩序。

在任何语言中，人们用来表达失去或获得自尊的语境，很能说明他们的人生观。

小孩天性快乐，但却没有“体味人生”的能力。只有经过精神上的训练，人们才能获得完整的生活能力，并“获得人生况味”。这种说法通常被译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享受人生”。自我修养能“修炼丹田”（自制力之所在），它使人生变得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