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由于工作，与几个为社区供给服务的专业社会组织交流甚多，其中不少工作人员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相当无奈，如在增强居民社区认同与自治的目标下，他们认为即使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服务的对象人数有限”、“来来回回参加活动就那么几个人”、“要有奖励才有人来参加”、“对社区自治没什么帮助”、“只是为了完成项目考核没什么实际意义”等等。
每次听完他们的问题，我都会感到失落，也都会尝试思考，如何做活动，才可以改变现有的状况，让居民更有意愿来参加活动。
最近阅读王德福老师《治城——中国城市及社区治理探微》书中涉及的基层自治、专业社会组织问题，才突然意识到，在当前城市社区搞活动没有什么人来参与的问题，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王老师认为城市社会不同于农村社会，农村是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地缘关系的整合，农民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应付生活中的所有事情，他们需要依靠血缘关系、婚姻关村庄社会关系来满足这种支持。而在城市里，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得益于城市生活的特性，人们并没有足够的需要与动力在小区里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关系网。
具体来说，理由有三：
一.城市生活的魅力之一就是陌生带来的自由。居住空间里彼此保持陌生，就可以让自己安全地享受个性化生活方式。亲密是要让渡相当程度的个人隐私和自由的。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让读部分隐私，就是没拿彼此当自己人。一个熟悉而亲密的小区，某种意义上背离了城市生活的属性。
二.居住空间社交功能的简化，是通过城市其他空间的社交功能来补充的。公园、广场、绿道、购物中心等等，大量的公共空间的存在给人民提供了社交和休闲的机会。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的强大存在，让人们不需要在小区内建构和坚硬强有力的地缘性社会支持网，更加使人民对小区功能的依赖降低。
三.在流动性极高的城市社会，地缘关系本身就是脆弱和不确定的。学缘、业缘、趣缘关系要比地缘关系可靠重要的多。如果有足够的内在需要，地缘性交往也会产生。如武汉疫情期间，市民为了团购生活物质，就产生了空前的地缘性互动。
正因为如此，社会组织或基层组织想尽办法搞活动，却依然有很多人不参加，只因为在城市社区强行建立强有力的地缘关系并不现实。
搞活动虽然增加了人们交往的机会，但决定是否继续交往的，还是兴趣、性格等。因此，在社区内可以形成若干兴趣圈子，但无法形成共同体。
除了搞活动可能服务的人数有限，无法实际促进共同体的形成，社区过度的引入社会组织供给服务，而忽略基层组织建设，王老师还认认为其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更值得人深思的问题。
王老师将专业社会组织供给社会服务实践中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专业化服务于群众基础性需求错位。社会组织“专业化”决定其服务对象的“特殊化”，而居民在小区管理、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基础性需求，社会组织既不擅长也无能为力。专业化服务于居民基础性需求错位，造成公共服务供给小众化、特殊化，大量公共服务资源被用于满足极少数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绝大多数普通居民的基础性需求却得不到有效回应。
二.社会组织悬浮于社区表面，无助于增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社会组织对社区情况不熟悉、不了解，局限于同特定服务对象打交道，不能解决社区治理中最关心的“老大难”问题，社会服务同社区治理环节脱节，服务水平无法转化为治理水平。
三。社会组织垄断服务供给，弱化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越来越多，留给基层组织的服务内容越来越少，客观上减少了基层组织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本是基层组织联系群众、掌握社区情况、累积治理资源的重要途径。
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可以在某些领域发挥其优势，但并不一定适合回应居民基础需求。因此，政府职能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无可厚非，但需慎重不能因为重视专业性社会组织，而忽视基层组织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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