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我的姐姐们

 

一、我的姐姐们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2015年春节刚过，我邀请姐妹们跟我一起去海南游玩。这是我的三个姐妹们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也是她们第一次坐飞机。

大姐凌兰性格文静，说话风趣，但性格内敛，从来不彰显自我；二姐淑琴性格外向，心宽体胖，快言快语；妹妹小方不善言辞，办事利索，行动能力强；我在这次出游中，充当领队和导游的角色。

我们家四个姐妹的感情很好，这是因为父母对于女孩子没有个别的偏袒，更没有丝毫的利益可分。我虽然与姐妹们疏于来往，但是只要聚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对这次共同出游都很兴奋。

为了让姐妹们都能看到机舱外的云海景色，我特意把座位都选在靠窗位置。我的心情是既兴奋又忐忑，四姐妹一起坐一架飞机，万一有什么闪失，后果不堪设想。据说足球队们搭乘飞机从来不把全体成员安排在一架飞机上，一定要分散在几架飞机上，就是因为考虑到安全和后果。我在登机前，反复为姐妹们祈祷平安。

二姐是晕车体质，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从后座扶着她的肩膀，轻轻安慰着，还好，几分钟的时间顺利度过，二姐完全没有晕机症状，我拎到嗓子眼的心放回肚子里。

飞机餐过后，旅客们开始休息，二姐的邻座拿出杂志翻看，二姐也拿出杂志翻看。我从后边看到二姐手里的杂志是倒着的，悄悄提醒了她，然后默默流下眼泪。

我的两个姐姐都是文盲，一想到这事儿，我对父母熄灭的怒火便又升腾了起来。大姐二姐从小充当父母的童工，帮着看护孩子、做家务、割草、打菜、养牛喂猪。她们两人是八个子女大家庭里的牺牲品。人生只有一辈子，父母用他们的歧视和愚昧害苦了两个女儿。

在首都机场和三亚凤凰机场里，两个不识字的姐姐如同睁着眼的瞎子，寸步不敢离开我和妹妹，生怕走丢。

大姐从小聪明伶俐，是八个孩子里最具备幽默感的一个。在她5岁的时候，因为一件小事，被母亲打耳光打成了面瘫。当时，她被打之后，站在冷风中哭泣，母亲不管不顾，等她哭累停止的时候，才发现她面瘫了。父亲和爷爷带着大姐到处求医，最终没有治好。从此，大姐害怕抛头露面，人多的地方不敢去。在她大一些的时候，同伴们都去扭秧歌，她躲在家里暗自垂泪。大姐因为面瘫，造成了自卑的性格，从小内向隐忍。

在大姐7岁那年，我出生了，没过几天就得了病，经常半夜哭闹。母亲就让我7岁的大姐半夜里摸黑出门请医生，大姐每次都是胆战心惊地路过一个苇子坑，到了乡村医生家门口，要叫半天的门，睡梦中的乡村医生才醒来开门。

大姐抱大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在她16岁的时候，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孩子，当外人问大姐“你娘又生孩子了”，大姐支支吾吾，觉得人生尴尬。

在中国推行的各种政策中，我最支持的是计划生育。让我不解的是，这项政策于1971年开始，而母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居然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我懊恼地猜测：当时的村里不发放避孕药。

父母根本就养不起八个孩子，大哥从小被交给了爷爷奶奶抚养。后来，大哥当兵去了上海，大姐在17岁的时候去了公社里的纺纱厂，二哥在外面上学，我被逼退学去了戏校学戏，弟弟妹妹们还小，家里就只有15岁的二姐，成了协助父母种地的主要劳动力。二姐因为营养不良，常年做体力活，她是八个孩子里身高最矮小的一个。

受苦受累并不是二姐最糟糕的经历，最让她不堪回首的是在卖苦力的同时，还要忍受父母的责骂，在语言暴力这件事上，二姐受伤最深。十几岁的她，不得不每天跟着脾气乖张躁郁的父亲下地干活，特别是播种的时候，她要牵着牛（家乡话称之为“旁牲口”）在田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回走直线，稍微一歪，父亲就用比骂牲口还粗暴的语言骂她。二姐从来不敢还嘴，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忍着屈辱，牵着牛一趟一趟地在田里踉跄着。父亲对二姐的咒骂，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女儿们在父亲面前的尊严，不及一头牲口。母亲偏爱儿子们，从来没有保护女儿的意识。有时候，母亲骂起人也很可怕，她是歇斯底里式的，一连气能骂好长时间。二姐八九岁的时候，刷锅洗碗不慎摔碎了一只碗，母亲没鼻子没脸地痛骂起来，二姐姐吓得不敢回家吃饭，躲在野外的玉米地里，绝望到想死。

有一次，我从戏校回到家里，看到二姐在田地里被父亲咒骂，我的心在流泪，但也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恨父亲，没有反抗的胆量。

二姐从小就很能干，小时候养过猪，养过兔子。她一直想上学，经常哭着说不喂猪了，然后偷偷去了学校，刚坐定就被母亲拽回家，继续去地里打菜喂猪，照看孩子。

有时候我想，如果一定要讲孝道，我不会孝顺父母，但是我会孝顺我的两个姐姐。我不太承认是父母养大了我，是姐姐们联手养大了我，她们还养活了自己。就像杰克.伦敦小说里的那个可怜的孩子，九岁去工厂做苦工，像个大人般负担着家用和弟妹的学费，最后被折磨成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最后他终于决定要出走，他母亲说，我白白养育了你，这个苦孩子说：不，你没有养我，是我自己养活自己！我还替你养活了弟弟妹妹……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二姐出嫁的时候，父母一分钱都没有给她，只送了一只小羊羔。大姐二姐在家庭里做出的牺牲，没有得到父母的承认。三个儿子每人都分到了一套平房，另一个儿子则接受了完整的学校教育脱离了农村。两个文盲姐姐什么都没有得到，父亲生病住院，她们和兄弟们轮班照顾，也就是说，女性在这个家庭里只有付出的义务，而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如今，父亲已经是耄耋之年，对待二姐的态度依旧没有改观，生病住院期间，二姐去照顾，他横挑鼻子竖挑眼。50多岁的二姐在父亲面前像个小孩子似的小心翼翼，削个苹果会被指责削得太厚；削完苹果抽一张餐巾纸会被指责浪费。在父亲的心里，二姐的自尊心一文不值。在我看来，父亲不过是欺软怕硬罢了，换了我在他面前，他断然不敢挑我的毛病，他知道我是他的反抗者。

我对父亲的反抗深入骨髓，甚至一直不愿意跟父母的姓氏（两人都姓王），我给自己取了笔名茱莉媛，总算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王”这个姓氏。

和姐姐们相比，我在家里受累少，在父母面前受气也少，但是我的内心过于敏感，对苦难的体会最为深刻。我一直认为父母对不起两位姐姐，想用自己的能力对她们给予补偿，带她们坐飞机出游就是这个初衷。

海南岛就要到了，我和姐妹们乘坐的飞机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平安降落在三亚的凤凰机场。从北京的冰天雪地，一下子踩到了温暖如夏的海南岛上，姐妹们顿时心旷神怡。二姐下了飞机开心地说：“我觉得，我可能是我们大尤村第一个坐飞机的人！”

我们一走出机场，姐姐们就开始兴奋地拍照，从酒店再到海边，姐姐们的手机拍个不停。在一些公园入口处，两个姐姐看着文字介绍，需要看很久也不一定能找出几个认识的字来，我会耐心地等待，或者是飞快地浏览一遍，再讲解给她们。

海南之行期间，我一直为姐妹们的平安做祷告，却忘记了自己，所以，姐妹们都很平安，只有我，因为过敏生起了荨麻疹，在浑身难受的状况下，陪着姐妹们玩了四天，便匆匆回京了。我想以后养好身体，找机会再次带姐妹们出行，那一定是去一个更美的地方。

二、从父母的婚姻说开去

01

我从小觉得父母的婚姻糟糕透顶，一直盼着他们离婚，直到这一年在北京颐和园的游人中，看到80岁的他们手牵手的一幕，顿时惊呆了。在我的印象里，他们相互憎恨了一辈子，如果不是这次出游，我永远不会改观这种认知。

父母一辈子没有外出游玩过，国庆节的假期里，我让妹妹小方带父母来北京玩了几天，外甥胡家宁一路陪同。如果没有妹妹和外甥的参与，我一个人是完不成带父母游玩的艰巨任务的。父亲太瘦，肺不好，走多了路会气喘；母亲太胖，血压高，走几步路喘的更厉害。我租了两个轮椅，备好了父亲的胃药和母亲的血压药。

国庆节出游是个失策的安排，第一站去了八达岭，那里人山人海，我们的车子转了半天好不容易找了个临时停车的地方，带父母下车摆拍了几张照片。天色已晚，带他们进了一个馆子吃面，结果30元一碗的面条没有煮熟。和父母出游遇到宰客行为，也只能忍气吞声，幸好，辗转找到了一家庆丰包子铺。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去了很多景点。外甥和妹妹推着父母在天安门广场上转了个遍。在前门楼子上的小商品柜台前，父亲盯着一个怀表看个不停，上面嵌着毛主席头像，我违心地为他买下了这块怀表，然后为自己买了一个十字架项链。这两样东西，代表了我们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

父母玩得最开心的地方是颐和园，看到什么都新鲜，他们在轮椅上根本坐不住，二人步履矫健的往前走，东看看西瞧瞧，我生怕他们走丢，全神贯注地在人群里搜索他们的背影。在颐和园长廊上，我的目光在他们的背影上聚焦，然后，令我惊异的一幕出现了——父母手牵着手在人群里穿梭。

在我的原生家庭里，任何人之间都很避讳肢体接触，更没见过父母之间的肌肤之亲，他们也不和孩子有亲昵举动。不仅如此，家庭里的氛围像一个冰窟，压抑气氛是一种常态。父母之间永远保持着冷漠，他们的婚姻像是一个错误，生了一堆孩子便是错上加错。

我受不了家里压抑的氛围，就经常躲在邻居家，傻呆呆地看着人家做饭吃饭，直到人家吃完饭收拾桌子才讪讪地回家。我还经常躲到正午的玉米地里去，躺在最茂密的地方，看着阳光在玉米叶子上斑驳陆离，就倍感安全，在这样的地方不用担心母亲破门而入呵斥我。从野外回到家里，便惶惶不可终日，父母紧绷的情绪随时会爆发。我从小就鄙视父亲阴沉严肃的脸庞，那是无能者保住权威的最后壁垒；我从小就鄙视母亲啼哭的样子，那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弱者角色。我不想要那样的父母，也不想成为那样的父母。

父母之间的互动多是在吵架的时候，母亲会哭哭啼啼痛斥父亲的恶行，她“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在我15岁的时候，父母有一次吵架，母亲哭个不停，我劝慰说：“你们离婚吧。”

母亲的哭声停了一下，又哭着说：“离婚了，你们可怎么办？”

我对母亲的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没有回答上来。当我绞尽脑汁把孩子们的分配方案想明白，母亲已经摔门而去。

我的方案是：父母离婚，除我之外的七个孩子抓阄儿，抓到谁跟谁。我则谁也不跟，我要自己出去单过。这个方案在我的内心里越来越成熟，一有机会就劝母亲离婚。让我无奈的是，母亲并不听我的，大一些后才知道真相——母亲拿孩子做挡箭牌，不过是想掩饰自己的懦弱罢了。

父母之间没有一丝的感情基础，结婚之前不认识，只模糊地见过一面，互相没有说过话，只是觉得对方长得还过得去，就默许了这门婚姻，彼此之间完全不了解脾气性格，所以结婚之后就悲剧了，更悲剧的是俩人一连气地生了八个孩子。悲剧的婚姻，酿成了孩子们的悲剧命运，至少对我的伤害是制造了我的悲剧性格。

02

父母婚姻的糟糕示范，让我从小抱定了独身的念头，甚至对婚姻这个概念失去了起码的尊重。父母的婚姻组合等于——冷漠的丈夫加懦弱的妻子。贫贱夫妻百事哀，家里总是吵架，更多的情况是父亲躺在炕上绝食，母亲唉声叹气，孩子们不知所措。家庭生活陷入瘫痪状态，这样的事情一发生就持续半月有余。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动，不是呵斥就是强调做父母的不易，这种强调的初衷是提醒孩子们感恩，而对我起到的作用是恐吓——既然做父母这么不容易，那我绝对不能结婚生孩子做父母。所以，我从小就是恐婚和恐育者。我对婚姻的体会是：身边有人会让我产生孤独感，反而是一个人的时候，觉得更充实一些。

在贫穷和拥挤的大家庭里长大，让我从小就迷恋孤独感。

曾经有一次和母亲闲谈，她话锋一转，谈到了的婚姻大事，我迎着母亲的目光，一字一顿地说：“在你活着的有生之年，别想看到我结婚。死心吧！就算我老了暴尸街头，也不会改变这个想法。”

母亲痛斥：“全世界都像你这么想，地球的人类就该绝种了！”

我问母亲：“你是怕地球绝种才生这么多孩子的吗？”

母亲愤愤地说：“对！”

如果母亲说的不是气话，那可真该为她树碑立传了，她的身影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人类地标。母亲根本不知道自己貌似完整的婚姻给我带来多大的心理阴影，好在我的年龄已经过了繁殖期，她现在已经不再关心我的婚姻和生育问题了。

在我看来，一个人选择独身并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左撇子，也有右撇子；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有适合婚姻的人，也有不适合婚姻的人。我便属于不适合婚姻的人。在我的家族中，我的二姥爷也应该属于此类。

二姥爷是母亲的叔叔，从年轻的时候就抱定了独身。因为家庭富裕，人长得也不赖，有很多上门提亲的人，都被二姥爷回绝，后来有一门亲事成了，在快要结婚的时候，他亲自去了女方家，把婚事退掉。母亲的母亲即我的姥姥，也生了八个孩子，我二姥爷独身的理由是：哥嫂生了八个孩子，已经够多了，他要帮哥嫂养家。为此，二姥爷终身未娶。我小时候决定独身的理由是：母亲已经生了八个孩子，已经够多了，我不想为这个糟糕的世界制造无辜的生命了。

人类的生命应该是神圣的，可这个人文环境太糟糕了。宝贝，这个世界根本配不上你，作为母亲，我也配不上你。

03

我的父母和中国同一代父母一样，没有自己的人生，孩子们的成长、婚配、繁殖是他们的生活重心。父母把孩子的吃喝拉撒睡打探的底儿朝天，但很少进入孩子们的心灵。就算孩子为了父母的欢心把伴侣带回家，父母会关心对方家境怎么样？是不是和自己的孩子相配，却很少探问孩子的内在精神世界——你们相爱吗？你生活的快乐吗？

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繁殖肯定不是唯一的目标，感受自我生命的质量才是重要的使命。在文明社会里，一个女人想生孩子成为母亲，不应该必须基于婚姻的先决条件或者是必须找个丈夫，而首先是爱孩子，如果必须选择婚姻和生育，首先考量的是给未来的孩子找一个好父亲。

我在原生家庭中所遭受的心灵创伤，上帝用一次次美好的恋爱补偿了我。虽然每一次恋爱都以失败告终，但我感激每一位爱人给予我的一切，他们忽略了我的性格缺陷，愿意在我的人生历程中陪伴一程，并努力修补我的亲情黑洞，让我对生命了无缺憾，我很知足，也很感恩。遗憾的是，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不安全感，让我因此毁掉了一段又一段的恋情，我有时候觉得，在克服掉不安之前不再建立一段恋爱关系了，但是爱情总是不期而遇，我的不安看来要带到坟墓里去了。

虽然我看到80岁的父母在特定的环境里发生了手牵手的一幕，但很可能是一个幻觉，我仍然不看好他们的婚姻。父母回到家里，两人彼此面对的时候，仍然会吵架。孩子们回到家里，母亲会向孩子们告状，我们做子女的，也只能继续劝说他们离婚，尤其是我，会耐心地告诉父母法院在哪里，民政局怎么走，离婚手续怎么办等等。

入冬的时候，我又喜欢上了一位上海男人D，甚至有一种想和他建立婚姻关系的冲动，我和他说了我在母亲面前发过不婚的誓言，这位男人说：“好办，不让你父母知道就是了，我们可以像一些明星那样，去国外悄悄结婚，做隐婚者。”我对这个主意很认同，但纸里包不住火，万一母亲知道了，我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了。幸好，这一段恋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三、父子破冰

我是农村户口，却是一个没有田地的人。我的田地被父母搞丢了，于是，我向他们质问原由，母亲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父亲说分地的时候我没在家，家里的地已经够多了，他种不过来，所以就没要我的那一份。我说种不过来为什么不放弃自己的那一份呢？为什么要把女儿的田地放弃掉？在这件事上，我对父母不依不饶。

以我阴暗的心理揣测：在几十年前分地的时候，父母就从心里把我开除出去了，我不属于这个家，所以他们才放弃我的田地。这是一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

这一年12月份的时候，政府开始了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我向村领导要我的田地，村里说没有办法给我。我查阅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像我这种情况，如果村里有富余的地，是应该给我补上的。但是，村里富余的地都被村民们种着，村领导碍于民情，无法腾地。

我被村领导拒绝了之后，一时束手无策。由于我和小弟来往密切，首先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有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我和村委会打官司要地，如果失败的话，父母名下三人的地要给我一份，毕竟父母年事已高，没有能力种地了。小弟听罢一口回绝，说父母的地“不能动”。我又给大弟打电话，大弟月林一时没有主意，我情绪崩溃到大哭，心软的他立刻安慰说：“姐姐别哭，如果要不回来就用父母的地赔你，我的地给你也可以。”

我被大弟弟安抚了情绪后，告诉他说晚上要和兄弟们谈谈地的事情。这本来是我和父母之间的事情，现在因为兄弟们代替了父母的权威，所以我要和他们对决。

我站在故乡的老宅子前，突然感受到了童年时期被父权挤压的孤立无助感，农村里的父权以新的面目更新换代。

我作为女权的斗志，被田地的事情激发了出来，现在已经不是田地的问题了，是我作为一个女性的权益、尊严和地位的问题了。——这个地，我要定了！

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抱定了失去几个兄弟的后果，也要把地要到。我忍着愤怒，熬到晚上，二哥和小弟过来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反对我要地的两个方案。

我开始行动起来，决定先走法律途径，便咨询了县城里的律师事务所，得到的解答是：和村委会打官司能要到地，但是，当地的法院不一定立案。我回到北京，北京的律师告诉我说，这种情况我稳赢，如果当地的法院不立案，可以一级一级的往上告。于是我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在这个过程里，我可能什么都干不成，写剧本的工作也必须放下了。

在我和律师打交道的过程里，弟弟月林灵光一现，想出主意来了。他说，大哥种着村里富余的地，如果让大哥腾地，肯定没问题，他把我和村里要地的事情，告诉了大哥，又说了他的想法，大哥当即就同意了。

我找了土地确权登记的人，说明了我的情况，就这样，属于我的那一份土地，顺利登记上了。这是一件本来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在办理的过程里让我的情感世界翻江倒海。大哥月桥和弟弟月林的帮忙，让我感受到了亲情的所在。

几十年来，我在亲情的黑洞里挣扎，不与父母联系，而我的大哥月桥也是如此。大哥和父母住在一个村子里，二十年来不与父母讲话，名义上是因为分房子的事情，实际上是和父母怄气。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和父母的感情疏远，长大后去上海当了四年的兵。父母一直盼望他留在部队成为非农业。大哥复员回家后，父亲阴沉的脸色就没有晴朗过。就像我失业回家后，父亲也是一样阴沉的脸色。

大哥是天秤座，是最追求公平的星座，而我的父母恰恰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对孩子们厚此薄彼，不公正的教育方式导致了孩子之间的不和睦。

我用宗教的力量宽恕父母，也想让大哥宽恕父母。多年前，我和大哥说起与父母和解的事情，大哥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淌，委屈得像个孩子。那次之后，我一直不敢再触及他脆弱敏感的神经，便把和解的事情搁置了起来。然而，父母与大哥之间的芥蒂，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

我不愿意父母在撒手人寰的那一天，都不能和儿子和解，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会留下遗憾。父亲的身体一到冬天就容易生病，不知道哪一天就扛不过去了，想到这些，我觉得和解之事亦早不宜迟，但一直苦于没有契机。终于，这一次遇到了田地的事情，弟弟月林提出了大哥帮忙，我意识到和解的机会终于来了。

12月29号，大哥和月林来取我的户口本，弟媳淑萍通知我说他们在路上了，我便发短信让大哥上楼来看看我的房子。同时，我在楼上和父母说：“一会儿大哥上来，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母亲的眼圈儿瞬间红了，父亲沉默不语。

大哥和月林上楼来了，父母迎在客厅，与大哥相见，互相打了招呼。这是二十多年来，父母和他们的大儿子第一次讲话。大哥走后，母亲哭着说她一直想儿子，这下终于和解了，她的一块心病也解除了。原来父母也一直盼着和解，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父母大哥和解之后，父亲再次生病的时候，大哥也参与了照顾护理，父子之间聊着家常，亲情失而复得。

父母和大儿子之间的坚冰融化了，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虽然我是利用要土地的过程完成了他们的和解，但是我觉得，父母与儿子和解的意义，远远超乎于我得到土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