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 斯大林说过“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万人是统计数字”。
有些很惨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故事里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充满不幸的。但悲剧的是我们过去听过这类不幸故事，我们无法让自己深陷其中，我们建起一层保护壳，如同牡蛎对待那个带来痛苦的小沙粒，用光滑的珍珠膜层层包裹它，好让自己自己舒服一些。我们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自在行走、交谈和活动，对他人的痛苦和不幸形成免疫力。如果他人的痛苦触动了我们，就会伤害和削弱我们，又或许会激发出我们内心的善意或愧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她不会触动我们，我们不允许此事发生。
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被饿死的孩子，饿死儿童的数量远远超过一个人内心能承受的数量，数字庞大的连百万级别的统计误差都可以被忽略，思考这些事实可能会让你内心极度不安，你也有可能无动于衷，但不管怎样你都还会继续用餐。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约翰·多恩这样说过。但有时候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是孤岛，我们就会迷失自我，溺死在彼此的悲哀中，我们彼此孤立，隔绝于他人的悲哀之外，这是自我保护的天性。我们是一座座孤岛，人生故事不断地重复同样的形状和框架，我们熟知故事的框架，框架本身不会改变——一个人出生长大，然后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死掉。好了，你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填充其中的细节。你的故事框架和其他人的一样，并没有什么独创内容，但你的人生经历却是独一无二的，人生宛如雪花，都是水构成的却是独一无二的形状 。
我们需要个体的故事。如果没有个体的存在，我们看见的只能是总体数字。死亡一千人，死亡十万人，伤亡人数达到一百万······但有了活生生的个体，统计数据就会变成真实存在的人——但这同样没什么意义，因为人们还在继续忍受痛苦，只是他们变成了盲目而无意义的数字。
我们画出一道隔离保护线，把他们的痛苦隔离在外，安全的待在属于自己的孤岛上，让他们的痛苦无法伤害到我们。他们被我们包裹在一层光滑、安全、充满光泽的隔离膜上，仿佛珍珠一样，他们经历的苦难不会让我们的灵魂深处感受到任何真正的痛苦。
虚构小说可以让我们进入他人的大脑、他人的生活，通过他们的眼睛观看外面的世界。在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在主角死亡之前停止阅读或者体验毫无痛苦的“代替死亡”，不管他写的多好多真，在真实世界中，我们轻轻翻过新的一页，或者合上书，继续过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相似又截然不同的生活。
一切作品，诚然大致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婉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小小的悲欢。
人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缺点的，然后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全是岁月静好。如果有人记录了什么广泛的现实下来，不给他消灭，他可要不高兴了。于是乎挖空心思的来一个反攻，说这些都是“讽刺”，向作者抹了一脸泥，来掩盖自己的真相。但我们也来不及思索，跟着说，“这些真是讽刺啊”，真容易上当。
鲁迅先生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谈过当时人译书的问题，有的人把译书看的像订婚，自己套上戒指别人就别作非分之想了，有人译过了，第二个就不该来碰了，否则，就像引诱了有夫之妇一样。我们现在很多的键盘侠也是这样，把对一类问题的看法理想化幼稚化，就像自己和这个问题订了婚，唯自己正统，其他都是异端，他的叨唠是维持风化——用最政治正确的理由要别人偏离自己正确的道路，在这叨唠中他不也活活的画出自己的猥琐嘴脸吗？
这就像鲁迅谈到的“乱译”，“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政治哲学往往看上去与这个世界相隔遥远。原则是一回事，政治则是另一回事，即使我们尽最大努力实现我们的理想，也很少完全成功。哲学也许可以迁就我们的道德热情，但政治是与硬邦邦的事实打交道的。确实有些人会说， 有时候麻烦就在于，我们把理想看得太认真了，我们对改革的热心超过了对理论与实践之间距离的尊重。
在我看来新兴的励志精进方法论畅销书超越了以往“拿你钱还把你变成更笨的人”的成功论鸡汤书，因为读者质量的确在提高，开始尊重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不讲点什么干货的书是没人愿意去看的，这类书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用博格森《生命的真谛》的套路，或热血或热讽。
但是，如果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也不可或缺。这个意义就是，哲学从一开始就栖居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制度与实践就是理论的体现。不采用一种负载着理论的语言——权利与义务、公民身份与自由、民主与法律、情理与法理这样的语言，我们就很难描述我们的政治生活，更不用说参与进去了。政治制度不只是独立构想出来的理念借以实现的工具，这些制度自身就是理念的具体表现。尽管我们可以抵制去问正义是什么以及良善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之类的终极问题，但无法逃避的是，我们一直生活在对这些问题的某种回答之中——我们践行着某种理论——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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