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一直客观存在，而国家的概念，则是人们对客观统治的理解与解释方式。
追溯国家这一概念的源头，能看到它实际上是力量博弈的衍生品，是政权为了维系自身存续而组织力量，不得已所作出的一种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解释。
但是也要看到，新教国家和土耳其毕竟是异教徒，联合他们在宗教性上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即便黎塞留给出了一整套严密的论述，也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状况（而且事实上，道理、逻辑越复杂，往往也越不容易被人接受）。
所以教皇能够接受这套论述，背后也是有实际利益的考量的。
从中世纪开始，天主教庭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对立就一直存在。
教会怕世俗政权做大影响到自己的权威，君主则希望摆脱教会的精神束缚，追求更大也更加独立的权力。
历史上教权与皇权之间，就是这种剪不断、理还乱，互相使坏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黎塞留在他一整套论述的开头，不仅重新明确了教会的正义性，也在实际上指出了，哈布斯堡帝国一旦统一了欧洲，教皇的立场就会非常不稳定，这也正是教皇所担心的。
双方一拍即合，法国大张旗鼓搞结盟，教皇担保合法性，各取所需。
这里就又能看到，一种新观念的出现，往往是起源于对现实的回应与解释，尤其是对现实危机的回应，与对行为合法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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