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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件是《诗经》里讲稼穑畜牧渔猎建筑,那样的热闹兴旺开心,而西洋则荷马史诗里惟有英雄向牧家奴或牧羊人问路探消息,乃至莎士比亚及歌德的戏剧小说及诗里,亦惟有地主贵族邂逅牧女或农女,结果发见她原来是一位公主的罗曼史,都没有讲如何耕地割麦牧牛牧羊筑室上梁的,这便因他们的真是奴隶社会与农奴社会,奴隶主对劳动只有冷淡轻蔑与遗忘,而奴隶则憎恨劳动,人人皆对这样的事无好感,而中国则因不是奴隶社会,才对劳动有如此普遍的亲情。
我亡命温州时,爱玲从上海取道金华丽水,千里迢迢来看我,两人同去街上走走,沿街有个纺纤工场,就站在窗口看女工织布,那女工襟边佩一朵花,坐在机杼前,只见织的布如流水,好像她的人是被织出来的,真真的如花美眷,如水流年,回到旅馆里,爱玲打算把它写出来,先记下杜甫的两句诗: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凡有一个大的境界,乃无高速度的感觉,火车在隧道中驶过才觉得快,而飞机在天空,火车在大平原,则惟见日月静好,山川回环。
西洋是从奴隶社会以来,什么都是资本在起带头作用,一切办法与命令皆从上头来,凡百都有个缘故可以查对。中国则井田之世,众业众人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办法是大家想出来的,并非谁所造作,却像从满园花枝的春光摇荡里自然流露出来,连知识与感情都是《诗经》里国风那样的风,来得无因无由,是故中国人每会得无端忧喜,又会忽然有了办法,这即是巧。
中国人见人喜欢谈天气,是宾主皆有如鱼在光阴里游泳的感觉。中国人又家常说话往往没有一点事故,而只是对现前天地万物的亲情,不免时时要提起它,叫叫它。《洪范》里还有句好话:“星有好风,星有好雨。”读了使人觉得眼睛一亮。
中国人是天生有一种叛逆精神,民间戏里做出来,都同情妖怪,不同情正神,譬如对于白蛇娘娘与法海和尚。而亦因此,中国礼教之邦才能不是个笨重凝固的世界,却一草一木皆泼辣新鲜。礼是还要有人,《红楼梦》里的姊妹丫鬟都晓得大家礼教,然而袭人是一种人品,晴雯又是一种人品,林黛玉也像薛宝钗的知礼,但她兼有凤姐的尖辣,所以是绝代之人了。
井田废后最怕私有财产会像洪水泛滥,但事实是井田时公有亦如私有,井田废后私有亦如公有。中国人是种花在庭院里亦喜欢它开出墙外,给行路之人也看看,而且像西湖的私人别墅也都开放给游人,连新娘的嫁奁亦沿途抬过让人看。中国人是房子的建筑也疏朗轩畅,让天光云影可以进来徘徊,而且喜欢楼居,开向日月山河。庾信的《山铭》:“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轩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有这样洒落的胸襟,与外界连没有一点阻隔,这就不是个斤斤计较私有财产权的人了。中国是朋友有通财之义,连商人亦凭片面的记账可以取信,不必签字为凭。
四月里杜鹃啼遍千山,外面堂堂世界都是初夏,惟有阶沿的寸寸阳光与檐前新竹,特别照映得在堂前做针线的少妇如在水里画里。这时大门口走进一人,那少妇睄见了满心欢喜,和女伴说得一声“啊,他回来了”,就把针插在胸前围身布襕上,一只手执着未做好的鞋面,起身迎接她那才从学校放假回来的丈夫,在无限的世界与无限的世人里见着了这个是她的亲人。我无端在这里写下这一段,是为纪念我的亡妻,却觉得这种私情之美,亦通于汉文明的产业。
中国的深宅大院有悠悠人间的光阴。外面小巷亦有一种深意,可以散步逍遥,此则是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亦配置得亲切,整齐而疏落,虽如苏州绍兴那样人家繁密,亦长街小巷有余意不尽。
这段景气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一直继续到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为止。彼时通上海的城市如宁波绍兴一带,茧行茶栈油坊像映山红花的到处开遍,村上镇上都盖起新房子。行家接待水客,住家接待百作工匠,店家接待顾客,都有一种热闹兴旺的慷慨。人家早睡早起,做事在心在意,行行出好手。村子里没有一处懒摊,没有一段破路,没有一座任其倾倒的桥梁。山场田畈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时风清肃,作物没有牛羊践踏,没有人偷窃。人家门前的溪水很深,岭上的树木很长。彼时的人们因为勤力,都精神气爽。而市镇上与过路码头,是货物如山之积,如川之流,商店都殷实,大户人家高楼粉墙,小户人家临街傍堤,街上朝阳喧哗,堤上种垂阳柳。
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校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日子非常悠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
这崔真吾,后来是在广西被黄旭初杀了。故乡白云天涯,惟有村前马樱花,春来向行人烂漫发满枝,那楼头少妇,做做针线又停了,想起他,只觉人世悠悠无尽,而又历历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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