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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论语为政篇》
2.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徳，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学 记
儒家以徳为主的政治理念在此章表现的非常明显。很多人认为儒家只注重礼制，殊不知礼制只是徳政的一种表象，并非儒家政治理念的主体，“为政以德”才是儒家所倡导的，以此来实现礼乐之邦。
当一个国家的民众整天只研究如何规避法律的制裁，不注重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这样下去，民众便毫无羞耻之心，即使自己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人，但只要不触发法律，他们也能安得其所，心安理得的做着营私舞弊的勾当。
此处由两个截然不同管理理念可以看出，儒家提倡人心教化的。正如号称经营之父的稻田盛夫，在创立企业之初，就深切的感受到“人心易变，人心最不可靠，但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也是人心”所以提出了“以心为本的经营理念”。
刘宝楠先生在《论语正义》里引用了孔子的一段话，意为善于管理的人把“徳礼”作为上策，以刑罚为下策，所以人心宾服。当管理者废弃礼尚的教化，重视刑罚的治理，最终会出现不可开化的暴民。看历史的经验，没有一个朝政能脱离孔子的这一个观点。秦朝只重法度，忽略徳政，结果不出二世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汉朝重徳化，所以拥有将近四百多年的历史。一个家庭，一个团体，要想兴盛必须得重视以心换心得人性教化，如此才能长久。所以孟子说：得人心者得天下！
故曰：
道之以徳，民尚礼而怀耻，礼乐兴盛。
道之以政，民免罚而无耻，苟且暴戾。
集 义
《新解》：徳者，在上者自己之人格与心地，以此为领导，乃人与人心与心之相感相通。礼之本在于双方之情，意相通，由感召，不以畏惧。然一于礼，不一于刑。在上者以徳化下，又能以礼齐之，在下者自知耻所不及，而与上同至其所。在下者耻所不及，必求达在上者所定之标准。孔门政治理想，主徳化，主礼治。盖人道相处，义属平等，教育政治，其道一贯，事非异趋。
《恒解》：政刑不在徳礼之外，而徳礼自是政刑之本，徳者人伦日用中正之事，皆身体力行。礼由是生，本正己者以正人，即曰政有顽，不可化者，乃刑之徳，字外无化民之道也。故曰为政以徳。
《正义》：言民知所尊敬，而莫敢不从也。孔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徳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曰：吾闻古之善御者，执辔如组，两骖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礼而薄于刑，故民从命，今也废礼而尚刑，故民弥暴。
《点睛》：五霸虽驾言于徳礼，总之政刑；帝王虽亦似用政刑，无非德礼。盖德礼从格物诚意中来，孟子所谓“集义所生”。政刑，徒贤智安排出来，孟子所谓“义袭而取”也。
《集注》：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着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
徳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徳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徳礼之效，则以使民曰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义疏》：郭象云：制有常则可矫，法辟兴则可避，可避则违情而苟免，可矫则去性而从之制。从制外正而内心内未服，人怀苟免则无耻于物。谓诱引民以道德之事，以礼齐整之，既导徳齐礼，故民服从而之愧耻，皆归于正也。沈居士曰：夫立政以制物，物则矫以从之，用刑以齐物，物则巧以避之，矫则迹从而心不化，巧避则苟免而情不耻，由失其其然之性也。若导之以徳，使物各得其性，则皆用心不矫其真，各体其情，则皆知耻而自正也。
参考书籍：《论语义疏》皇侃著，《四书集注》朱熹著，《论语点睛》蕅益大师著，《论语正义》刘宝楠著，《四书恒解》刘沅著，《论语讲要》李炳南著，《论语新解》钱穆著，《论语别裁》南怀瑾述著。
编辑： 王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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