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先生要做手术——膝关节里面长了个囊肿。医护人员手术7:30开始，第一个做。
因头一天晚上我要上课，并没在医院陪床。所以6:00起床、洗嗽收拾，然后飞奔下楼，驱车奔驰在两边都绿树葱茏的松山湖大道上。路上车辆不多，突然降温10°的早上显得更加清静。
7:05，赶到住院部六楼的楼梯口，先生正穿着病号服站在医生服务台，用办公电话打我的手机。见到我，高兴地说“准备做手术了，怕你还未到。”
“我算着时间呢。”车技不好的我也舒了口气。
“我的充电器呢，手机没电，一直处于失联状态。”先生跟在我身后说。
“我带了。” 可是打开袋子却是没有，我明明带了哦！
“糟了，你的外套我都放在门口的鞋柜上了，还是忘了。”，“真是越急越出乱子！晕死了”我对着自己懊恼。低着头翻我带的两个袋子。
“张××，要去手术室了”，一个年轻的声音在门口响亮的降落。
一转身，一个穿着蓝色护工服的阿姨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一边一个的站在门口的担架床旁。天，先生已经躺在了担架床上，推着就走。
我赶快追上去，怎么心里还是有点慌慌的？
“这是一个小手术，我一年要做好多个。”我想着给先生做手术的曾医生的话。
这有些寒意的早上，先生是第一台手术，手术室的电动门口已经站着几个从容的、衣着整齐的医护人员，我对着她们笑了笑，以示对她们的敬意。
她们把先生接了进去，手术室门在关上的一瞬间，我和先生对视了一下，我们都在用眼神告诉对方：没事，这只是一个小手术。
四十年的人生里，先生是第一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做手术，平时总觉得自己年轻的生命和这种地方应该没什么交集的。有时看着已经16岁的比我还高的女儿，才恍惚地清醒过来：自己也不年轻了。心里为什么还老觉得自己孩子一样呢？
手术室外是一个六七十平方的家属等待区，一排排蓝色的带背靠塑料凳子，凳子的前方有个挂式的电视机，白色的没有装饰的墙壁在灯管的照耀下显得很冷，此时，整个家属等待区显得清冷、空旷。我找了个靠近门口的地方坐了下来。
紧跟着被推来过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伯，虽穿着病号服，那神情和气质里似乎透漏着一种身份和地位，眼睛里有一种严肃犀利的光。跟着担架床的是六个人，很有气势的感觉，两个衣着得体的女人表情很是担忧，似乎是母女，眉眼很像。三个男人，最大的三十岁左右，穿着POLO的T恤，也是神情严肃，一只手抓着担架，一只手拿着手机，讲着电话。“这第三次手术了，不能再折腾了……”只听到了这一句。我不禁又看了下躺着的那位患者，蜡黄的脸上严肃的眼睛盯着天花板，没有表情。另外两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子，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都是手里捏着苹果手机。
很快，这位大伯被推了进去。除了那位打电话的，其它五个家属都坐了下来。
接着，一个烟圈红着，眼角还有泪痕的中年女性推了过来。旁边是一个高个厚实，和她拉着手的中年男子，应该是他的丈夫，表情沉重，不说话。他们的手握在一起，是那种有力的握。床的另一边离床有一公分的位置是一个六十岁的阿婆，嘟嘟噜噜地，走着外八字，好像有一只脚走路低一点。感觉是中年妇女的婆婆，如果是妈妈，和她拉着手的应该不是这位男士吧，我想。
最后，伴随着孩子的哭声，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被推了过来，小脸因为害怕哭得发红。这应该是今天早上最小的孩子吧，不知道这么小的孩子要做什么手术，我心生怜悯。年轻的爸爸张罗着护工，并呵斥着小孩：“不要哭，男孩子要像个男子汉……”；年轻的妈妈弯下身子，轻声的哄着，温柔地摸着孩子的手。这妈妈传递给孩子的慈爱祥和的气息应该能给孩子面对白大褂和手术刀的勇气和力量吧。这是一个好妈妈，我想。
……
十几个患者陆陆续续地被推了过来。这个半个小时前还显得冷清空旷的家属等待区里装满了人，电视也被打开了，放着欧洲斗牛赛。里面的味道也变得复杂，有吃早餐的，有玩手机的，有神情忧郁发着呆的，有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的，也有窃窃私语的，还有站在消防门后面吸烟的，也有打着电话的……却也还有聊天笑着的人。
我仔细看了一下，只有我是一个孤独的陪护着。孤独在这个时候不是好事，它让我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而且，你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家人在做手术。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一个半小时了，不是个小手术吗？为什么还没出来？不会真的像曾医生说的“也有可能”吧。“也有可能切开后，找不到囊肿的位置，要把伤口切大一些”手术前一天看着磁共振片子的曾医生补充的话。
然后，每一次手术室的门打开，我都跑过去看，这样来回了几次，我发现我是最坐不住的，又要从最前排的凳子前面跑来跑去，有些不好意思。
我开始在手机里找自己喜欢的文章看，心里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小手术，况且又是医书精湛、口碑极好的曾医生做。”四十岁的人了，要稳重。
10:00了，还是没有人从手术室退出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啊？”我又焦急了，自言自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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