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提到的制度均为经过时间考验的正确的制度，而不是指那些未经充分调查和论证的拍脑袋制度。
制度是什么？
制度的本质是初代先贤基于自己人生阅历对社会和自然规律进行的总结，并经由后世多代先贤经由使用过程不断的完善修补形成的。因此，好的制度事实上就是历代先贤智慧的总结。遵守制度就相当于虚心听从身边的百岁甚至数百岁智者的建议。同绝大多数人草根人群只有数十年的人生经历相比（都不要说智慧，因为绝大多数人只有人生经历，却无智慧总结），数百岁智者的建议将如“神谕”一样智慧无穷。任何严格遵守制度的组织将在社会竞争中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比如有家规的家庭，有文化的企业，有法制的国家。
如何对待制度？
如果我们相信“阅历多的人比阅历少的人更能做出正确决定”的话，那么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对象就是自然界，因为自然界至少已经有46亿年的阅历了。自然界的许多运行规律对于我们很多制度的制定和思想的形成仍然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通过学习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免疫过程，我们可以获得构建完善制度的方法。
病毒无处不在。0.5升水中的病毒总数相当于全世界的人口总和。如此海量的病毒数量，按说我们人类应该已经完全无法生活了。这就是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的功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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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绝大多数的病毒都不是针对人类的。同所有生命体一样，病毒的首要任务也是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因此，针对每种生命体都有特定的病毒，而人类只占全球生命体的极小部分，因此，能对人类产生毒害的病毒也只占极小部分。但即便这极小部分，或说，即便只有数百种病毒，但因为这些病毒都是弥漫在我们周边的环境中，因此，我们的身体仍然无时无刻不处在病毒的攻击之中。我们之所以平安无事全是因为免疫系统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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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人体的免疫系统大体分为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由皮肤黏膜等组成的。作为人体最直接接触外界的部分，第一道防线拥有很强大的阻挡病原体进入机体的能力。比如能抵抗艾滋病病毒的唯一防线就是皮肤，当皮肤破溃，体液接触时，HIV病毒就会侵入人体。第二道防线是由吞噬细胞等非特异性（特异性是指有针对性，非特异性即不针对明确对象）免疫细胞组成的。这些免疫细胞并不能特异性的识别入侵机体的外来物，但可以识别异物和本体的区别，然后包裹吞噬异物，释放自身细胞内的消化酶，希望能溶解消灭异物。就想看门的守卫，虽然战斗力可能不强，但是他认识来者不善，并且竭尽全力阻挡。第二道防线可以消灭我们平时接触的绝大多数病原体，所以我们暴露在充满了细菌真菌病毒的环境里，但并没有每天都生病。但有些病原体，比如流感病毒等等“boss”这样的角色，前两道防线的能力并不能阻挡消灭他们，那么病原体可能会进入体液、甚至入侵到细胞中，这时候就需要更厉害的角色去对付他们，即第三道免疫防线——特异性免疫。入侵部位不同，参与特异性免疫的细胞和免疫因子也不同。入侵体液的病原体，鉴于他们还没躲进细胞里，则由“认识”它的免疫细胞识别它并且针对他制造出能够消灭它的工具——抗体，特异性地消灭它；但一旦躲进细胞里，免疫系统就要先想办法让它出来，就需要另一种免疫细胞去告知这个被病原体入侵了的细胞，为了机体的健康，自我裂解，这样病原体就会暴露在体液里，再生产相应抗体结合病原体并消灭病原体。
正是免疫系统的分层分阶段的阻挡和消灭策略，使得原本会广泛大量发生的感染事件没有发生，使得原本需要耗费大量身体能量去完成的事情却只需要很少的能量，从而使得人类可以有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在生产创造上，而不是浪费在各种持续不断的警报和信息沟通上。值得注意的是，免疫系统的三层防御结构是非常经典的。即通过第一层（制度学习产生的自我约束）将绝大部分问题已经消灭于无形，第二层则解决了绝大部分的问题（车间或科室），第三层则是需要专业人士（T细胞和抗体等专门性单位，如安全生产部门等）等介入进行专业性的审查和处理。
但需要注意的是，免疫系统的存在不是为了消灭所有的病毒，而是阻挡病毒进入人体或消灭进入人体的病毒。对应到我们的生活中就是，制度的作用不是为了消灭犯错，而是为了阻止错误发生，或在发生错误后及时调用正确的响应机制进行解决。
重要的不是阻止犯错误，而是在犯错时，马上调用正常的逐层逐级解决问题和上报反馈问题的响应机制。将小问题消灭在初级，严重问题则通过初级的失效而反馈给上级，而上级则迅速调集资源解决这些严重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基层只需要很少的资源就可以消灭绝大多数问题，而高层也因为只需要处理那些严重但数量很少的大问题而节省精力，如此整个系统将以极少的代价完成系统运转。
我们需要正确认识病菌和错误对我们进步的作用。病菌和错误不是避而远之的可怕事物。恰恰相反。病菌和错误是我们的朋友。恰恰是病菌和错误，才让免疫系统不断报警和生活中我们不断犯错才让我们能意识到有问题，进而确定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才让我们在解决问题中不断进步。如果一切平安无事，久而久之，不仅免疫系统会退化，人的思想也一样会退化，等到真正的危险来临的时候。因为免疫系统或人的思想太久没有经历过实战，反而更可能会一触即溃。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对于犯错误的正确态度。
无处不在的病毒攻击就像是犯错误一样不可避免。但我们的文化似乎天然不喜欢犯错误，觉得犯了错误就显得自己很愚蠢，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正是这种极力避免和坚决遏制错误的文化和制度让我们国家保持了长期稳定——2000年的封建历史轮回！
试想，如果基层认为上面领导为了确保安全可靠而更愿意亲力亲为，基层就会不断地把各种问题向上级汇报。且不说这些小事将牵扯上级多少精力，单是这上报-下达的过程及对下达意见的确定和理解过程就要占用多少系统资源。因此，最牛的管理恰恰是领导者很清闲。而如果领导者忙得不可开交，恰恰是系统出现了问题的表现。
举两个例子：明朝的万历皇帝和清朝的雍正皇帝。明朝的万历皇帝曾经28年不上朝，但万历三大征却恢复了汉族江山，经济迅速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雍正皇帝一年只休息3天，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活活累死了，却只是让清帝国延缓了一些崩塌的速度而已。区别就在于，万历的不上朝是建立在张居正的适应当时历史时期的制度改革基础上的，而雍正虽然勤政，却是在腐朽落后的制度上进行的。同整个体系的巨大体量和趋势相比，个人的力量还是太卑微了。
皇帝不做事的时候，一般都是老百姓的好时候。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隋文帝时代。而皇帝要励精图治做事的时候，就比较尴尬了。比如汉武帝时期，比如王安石变法的时期，更比如太想一代人完成几代人事情的隋炀帝时期，老百姓就比较倒霉。再比如明朝，明朝皇帝有自封将军瞎胡闹的，有迷信道教的，有好做木匠的，但明朝都没垮。崇祯皇帝倒是挺励精图治的，但明朝却给他弄得无人可用，最后都给他弄没了。问题就在于此。当一个领导者管的太多后，原有的制度平衡会被打破，而这种失衡的重量将全部压在领导者个人身上。比如，基层的自立和独立能力会丧失，基层会把所有问题都推给高层领导者，但高层领导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也因为远离现场的事实真相，而容易做出不是最好的决定。简单来说，“励精图治”反而不如“无为而治”，即励精图治是将让自己和少数人去代替制度去承受整个失衡的体系，而无为而治则是让所有人一起构建制度体系和用制度承担整个体系。更多的时候，领导者只需要致力于维护和完善制度，制度会自动进行自调自修的。
如何建立制度？
事实上，所有已经感染过的病毒都不再是危险，因为身体已经建立起解决这些病毒的专门抗体，真正可怕的永远是不知道在哪里的新型病毒（或新问题），比如03年出现的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因为这些可怕的潜在的危险是看不到的，既然看不到，也就决定了我们事实上无法予以提防。但这不代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虽然我们无法预知危险来源，但根据对病毒类型的归纳总结，新病毒也是可以被免疫系统消灭的。所以，我们通过将我们的免疫系统训练成精兵强将，业务精兵，从而最大程度地做好危险来临时的各种响应。而日常的各种问题就是练兵的好时机。
对于新病毒等潜在危险，越早发现，伤害越小。比如SARS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如果不是及早发现，尽早实现了对病患的隔离，一旦待其危害广泛传播，则巨大的危害将几乎成为必然。
为了实现尽早发现新问题，我们应该更“鼓励”犯错误，或者说，我们不应该惩罚犯错误，我们应该鼓励犯错并上报错误。因为只有如此，问题才会更早被发现，在多级安全系统的配合下，错误才能被迅速定位、分类和解决。
当然，犯错只能被包容，却不能被奖励。因为如果上报错误就得到奖励的话，很多人会主动犯错并上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错误及时被发现，及时被解决。为此，我们只需要认可“犯错不会被惩罚，但隐瞒会被惩罚”的制度，就足以实现早发现、早解决和少损失的情况。
结语
我们常常把病毒（或错误）视作危害，但其实我们的进步是与它们共生的，我们是共同进化的。病毒从未有杀死宿主的愿望，因为只有活着的宿主才能让病毒的复制和传播不断进行。所以所有“成熟”的病毒（与生物长期共存的病毒）都不会杀死宿主。杀死宿主的都是些新病毒，因为它们还没有经过自然选择（杀死宿主的病毒因为宿主死亡，而使得其难以广泛传播，并进而灭绝了自身）。
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类能有今天，事实上是多么依赖这些病毒（或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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