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逸闻

清末为人比较正直的工部尚书翁同龢，在日记里曾经评价左宗棠为人太正，脾气又冲，“窃恐左公不免龃龉矣，正人在位之难也”。

从新疆回京后，左宗棠进宫，守门的太监曾向左宗棠讨要红包，即“宫门费”，否则就不让他进去。在当时，大小官员们进宫参见两宫太后和皇帝，太监们都会拦路勒索一下，这已经是当时清朝的惯例，但左宗棠却非常“不识趣”，不给红包就算了，还把太监们痛骂了一顿，还闹着说要跟太后告发此事，太监们自然不待见左宗棠。

左宗棠脾气大，他觉得满人官员无能，因此有时就会用湖南土话骂说：“冒得寸用！”意思是“没有一寸之长”。这话传播开来，惹怒了满人和蒙古族官员，认为左宗棠狂妄至极，实在可恶。

太平军在湖南境内攻战，骆秉章将很多军政大事都放给左宗棠处理，以至于左宗棠当时虽然无品无级，但却权力极大。当时，湖广总督官文是个草包，面对太平军手足无措，但捞钱要钱却很有一手，他想要骆秉章在湖南境内纳捐搞钱，但左宗棠却扣着不给办。另外有一次，官文又想控制左宗棠一手培养起来的“老湘军”王鑫的部队，又被左宗棠识破，双方由此交恶。官文有个亲信叫樊燮，是湖南永州总兵。樊燮贪赃枉法，平日里左宗棠就看他不爽，因此当有一次樊燮去湖南巡抚衙门时，左宗棠就以樊燮不向他行礼，大发脾气，说湖南的官员，见了我左师爷，没有不叩拜的，怎么就你不行礼？樊燮对此非常恼火，后在朝野上对左宗棠下了不少梁子。

左宗棠的祖上都是教书匠，虽然家里有几十亩田地，但父亲左观澜仍然要靠着外出教书才能养活一大家子人。家里贫寒，父亲左观澜留下三子三女。当时，左宗棠的大哥左宗棫早逝，眼见大嫂和侄子孤苦无依，左宗棠便和二哥左宗植商量，将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48亩谷田都送给了大嫂一家，而他和二哥左宗植两人不仅没有留下财产，反而承担起了全部债务。由于家中贫困，1832年，20岁的左宗棠给湘潭周家做了上门女婿。婚后，他好不容易考中举人，有一次他想进京赶考，终于凑够去北京的路费后，当听说自己的姐姐生活潦倒时，他毫不犹豫地把100多两盘缠给了自己的姐姐，但自己却没钱了。亲友们听说后，才又给他凑了路费。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当时湖南连年大旱，又遇水灾，人民流离失所、饥馑遍野，36岁的左宗棠四处奔波，劝说富人们捐款赈灾。在教书谋生的空暇时间，对于途经他住所柳庄的饥民，左宗棠甚至倾其所有，向饥民施舍粮米和医药。而当时，左宗棠家中也并不富裕，但他却“罄其所藏”救济灾民。

在浙江镇压太平军时，左宗棠一面干军事，一面恢复农业生产，进行盐务和茶务改革，整饬吏治，后来又倡导学习洋务，创办福州船政局，进而成为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之一。浙江在太平军平定后不到几个月，全省的生产就在左宗棠的治理下井然有序地恢复了：“在浙江，绍兴居民皆已复业……杭省（杭州）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治理）。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宗棠）之吏治，实胜李（鸿章）十倍。”

左宗棠脾气差，官场上不会做官，经常得罪人，却才能卓著。左宗棠不仅有军事才能，而且政治、经济才能也非常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