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迟两分钟，我就要和火车比赛看谁先到丽江了。
他们不知道火车夜里停站是不报站的。他们第一节车厢前门不开，下站从车厢尾部门下。他们恰恰是一号二号下铺。他们紧盯着近在咫尺的门。为什么车停了门不开？没有人说这就是大理站，再加上列车员没有让他们下车，所以他们就继续安静地坐在那里，等。
我冲进车厢，拎着他们的大包小包，引领他们下了车。刚刚定神，火车动身了。
我妈开始责怪王叔叔笨，王叔叔委屈说道，我要是提前到门那里等，你就说我虚什么虚（意即沉不住气）。“噢，你不会见机行事啊？这么崖（南京话读ai）板啊！······”我妈嗓音像刀一样把早已归寂的月台再次划醒。
强势的人总是在第一时间把过错归咎于他人。怎么依命行事都是错，这是弱势一方的困惑和无奈。每个人身上都藏有一个暴君，我妈从王叔叔那里得到“鼓励”，把暴君推到了人生前台，而王叔叔则把自己的暴君含泪扼杀在心中，成为养分滋润着两个人的世界。这种用妥协建立起来的和谐或多或少考验着双方，也纵容强化或者歪曲着各人的意图。所幸的是，他们都老了，没有了考验歪曲的挣扎。
到家后，我问老太太：你是吃我夜里熬的稀饭，还是吃用我昨晚刚烧好的牛腩下米线？
有面条吗？
当然，有筱麦面。
那就好。我吃不惯倒头（意即糟糕）米线，软汲汲的。牛腩烂吗？
当然，烂。
好吧，就吃面条。
一碗筱麦面浇上红烧牛腩再加当地的苦菜。我妈享用了近半个小时。可怜的牙。六岁我就会用钢精锅在蜂窝煤炉上煮饭，炒青菜。米干汤了要转锅，周边轮着炕熟。那时候大杂院家家都要砌热水灶，即在蜂窝煤炉膛边埋上两只大瓦罐，这样烧饭时膛内周边温度就可加热瓦罐里的井水，用于洗脸洗脚洗澡。不这样的话家里的煤根本就不够烧，没有煤票你只能冷锅冷灶。冬天最难熬——我也只记得冬天，用因为冻疮而咧着一张张小嘴似的伤口的小手，站在小木板凳上还要踮着脚笨拙地挪饭锅抄锅铲。黄龙鼻涕“过江”就猛地一吸，再“过江”就再猛地一吸······
未来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六岁时的用功也不会比我更“刻苦”，没有理由我会把菜烧得很难吃。
吃完饭，我为她泡了一杯藏红花水。她坐在沙发上，打量着我的住处。
地方不错，很舒服。我说你这个炮子子，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干什么？不要钱啊？三室一厅，你一个毛人睡得过来吗？
我不是为了能请你们来住才租这么大房子的吗？
我们能住几天啊？！你就是一辈子都没有成算。沙发买这么大能睡四个人床这么宽你在床上划船啊一个人用个三个门的大冰箱你发财了走到哪里都是书书读到格儿（今天之意）了读出什么名堂了还是登报上电视了？······
她老人家几乎把所能鞭挞的都轮流抽了一遍。我身上顿时像儿时鸡毛掸子上身，渐次隆起一道道的卯梁。
“妈，这房子舒服吗？”我不得不打断她，为了她的血压。
“舒服不花钱啊？没（读么音）秤没算！（不会过日子之意）”
趁着王叔叔在卧室收拾行李，我妈从包里拿出一沓钱，压低声音对我说：“你拿着，这是一万块钱。我用不着这些钱。不给儿女给谁啊？死了又带不走。”我坚推：“用八十岁妈的钱，你还让不让我活啦？”
坚辞不成，只好先保管，等他们回去时再还她。无论如何，不能用这个钱。心里不好受。想起了雷蒙德·卡佛说他前妻：“玛丽安的生活像许多打不开任何一扇门的门拉手。”这伤害了她的感情和自尊心。在我妈眼里，我就是玛丽安。
天已大亮，两天三夜的路上奔波疲劳也不能阻止住两个年龄相加几乎160岁的老人习惯的早上散步。走在大理大学校园里，母亲开始享用大理自然，也同样用了不到半小时。
回到家，我用加了白醋和盐的热水给她泡脚。为她修剪深深嵌在肉里的厚厚的指甲。坐在地板上的我周身四下都是她巨量的老皮和灰质指甲屑，剪完最后一个指甲，我抬起头对沙发上的她说，好了，过几天再修一次。要把包在指甲里的肉垫再泡一次才好修。
“谢谢噢！”我妈对我说，语气是我这辈子都很少听到的那种，这种语气仅在母子之间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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