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摘记

59、《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摘记

这就叫封建。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第一，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的主权和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也最高，号称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公侯伯子男，都是自治君主国。他们的国家事务，天子是不能过问和干预的。第二，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夫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严格地说，春秋和春秋以前的邦国只有“半独立主权”，拥有“完全独立主权”要到战国。那时，他们已经都是“独立王国”了。

“封建秩序”表现为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家臣们（士）围绕着家君（大夫)，大夫们效忠于各自的国君（诸侯），诸侯则拥戴那至尊至强的天子（共主），秩序井然。

人类居住的地，在四个海的当中，叫“四海之内”，简称“海内”。海内或天下的正当中，叫“中国”，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国。住在中国的，是诸夏或诸华，即华夏。东西南北的“非华夏民族”，细分则东曰夷，南日蛮，西曰戎，北曰狄；统称则叫夷，或蛮夷，或夷狄。所谓“攘夷”，便包括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华夏与蛮夷或夷狄，差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东夷和南蛮“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剥；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粮食，只吃肉类。至于服饰，东夷“被发文身”（被读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头散发，身上刺青；南蛮“雕题交趾”，即额头刺青，光着脚丫；西戎“被发衣皮”，即披头散发，不穿丝绸或麻布，披兽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丝绸或麻布，还住在洞穴里。其实还有吴和越，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即剪断头发，身上刺青，不穿衣服。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这话说得很客气，很爱婉，很文雅，也很强硬。所谓“风”，就是雌雄相诱。动物发情时，雌性会散发特殊的气味，像风一样，雄性闻到就跑过去了。所以楚国的照会，翻译过来就是：君上您住在老北边，寡人我住在老南边。贵我两国相距干里，哪怕是牛和马谈恋爱，也跑不了那么远啊！没有想到君上您却大驾光临，来到敞国，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大获全胜的晋文公来到郑地践土（今河南原阳县与武涉县之间），与齐、宋、鲁、蔡、郑、卫、陈七国之君举行盟会，史称“践土之盟”。想当年，齐桓称霸的葵丘之会，周襄王只是派人赐以胙肉（胙读如做，祭祀祖宗的肉）。践土之盟，则不但襄王亲自到场，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这可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文物为证的。众星拱月，有证上岗，晋文堪称“真霸主”。

夫差死了，吴国亡了。勾践要杀的，就只有自己人。这一点，他的得力助手范蠡（读如李）比谁都清楚。于是范蠡大夫逃离了越国。临走前，范蠡写信给同事文种大夫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先生快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最早的出处就在这里。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荀子·王霸》中关于五霸说法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闽间、越王勾践；《史记》中的说法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

所谓的“第一代文明”，是指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而来者，包括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夏、克里特、奥尔梅克，号称“六大古代文明”。这六大文明，其余五个都湮灭和陨落了，有的甚至只能靠考古来发现。唯独夏文明，发展为商，发展为周，发展为华夏，发展为汉唐，发展为中华文明。其中奥秘，竟在何处?有三个词极为关键：华、夏、中国。中国一词的最早文物证据，在何尊；最早文献证据，在《尚书》和《诗经》。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所说的“中国”，指成周（洛阳）。《尚书》和《诗经》所说的“中国”，包括商，也包括周，还包括遵守周礼的中原各国。可见那时的“中国”一词，有三层意思：一、天下之中；二、文明程度最高的邦国和族群；三、传统文化所在地。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华夏。夏指地区或邦国，叫诸夏；华指人民或族群，叫诸华，也叫华人和华族。华夏之所在，称为“中国”。中国与华夏合起来，叫“中华”。那么，界定一个地区或邦国是不是夏，人民或族群是不是华，看什么？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就是，低的就不是。衡量标准，在春秋就是周礼和周乐。

商鞅去见秦孝公，据说带了三套方案。帝道，王道，霸道。

当然，名分还是重要的。就算夫妻离婚，房产过户，也得办手续。所以三家分晋，田陈代齐，还需要周王认可。这位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就相当于民政部门和房管部门。只可惜，这与其说是法理如此，不如说是习惯使然。

进入战国后，北方诸国也纷纷见贤思齐，相继称王。就连奄奄一息的宋也不甘寂寞，秦和齐甚至还曾称帝(但很快恢复为王）。总之，大约在战国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所有的公国都变成了王国。

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因为战国就是这样：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数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也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什么是士?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精神贵族。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当然，这个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史书，史观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灵魂；史识是不能没有的，那是骨骼；史料是不能没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神采。没有神采就没有魅力，历史也就仍然是手术台上的木乃伊。

先秦诸子，就是从春秋晚期到秦汉之前这三百年间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由于他们后来被分为儒、墨、道、法、名、杂、农、阴阳、纵横、小说十家，因此又叫九流十家，也叫诸子百家。

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集中出现，是一个奇迹，而且这奇迹是全球性的。实际上在同一时期和同一纬度（约在北纬30度上下），南亚有释迦牟尼，西亚有犹太先知，南欧有古希腊哲学家。难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要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了。是的，轴心时代，也叫枢纽阶段。

区别就在于仁爱的出发点是亲情，即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爱。然后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已及人，从爱父母子女，到父老乡亲，到华夏族人，到蛮夷戎狄。最后，让世界充满爱。显然，这里面有先后，有等级。

兼爱则相反，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地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不过，西方人讲博爱，是因为有上帝，有信仰。墨子的兼爱，却来历不明。但总之，仁爱有差别，兼爱无差别。

结论很简单：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矛盾。仁爱与礼乐，正是这样的关系。仁为礼之本，故仁爱就是内容，礼乐就是形式。一个人，不能卖矛又卖盾。因此，不能既要仁爱，又要礼乐。

如果说庄子的理想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那么，儒家的主张便可以说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这就是封建社会。

杨朱的人权宣言全文如下：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把原本属于天下的还给天下，变成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所有。对，天下为公。这不是墨子的理想吗?正是。杨朱与墨子，分道扬镳，殊途同归。实际上墨子与杨朱，就像孟子与韩非，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孟子与韩非，是民权与君权。孟子捍卫民权，韩非保护君权。墨子与杨朱，是公权与私权。墨子主张公权、杨朱维护私权。他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就既是人权宣言，又是维权声明。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因此，每个人都该真实而自由地活着。这就是庄子和庄子学派的人生态度，也是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若为自由故，草鞋走山路。实际上，问题不在苦不苦，而在真实不真实，自由不自由。所以，强迫别人过苦日子固然不对，便是强迫他们过所谓的好日子，也不对。

那么，跟水最像的是谁？女人。是的，女人和水，至少有四点相同：柔软、弱势、被动、居下。比如做爱，最常规的是女下位，女人躺着让男人上。这就叫“为其静也，故宜为下”。结果怎么样呢?女人吞没男人，男人筋疲力尽，一泻干里。何况男人再有力气，再有劲头，总有不行的时候，女人则不会。所以，女人比男人厉害，也比男人持久。因此老子说—天下之交也，恒以静胜牡。

不管就对了。因为君无为，则民自治；君无情，则民自富；君无能，则民自由。这不就是老子的政治思想吗?只不过，以百姓为刍狗，话说得太难听而已。

也许，这与老子的个性有关。先秦诸子中，老子和韩非是最冷的，正如墨子和孟子最热。墨子古道，孟子热肠，韩非冷峻，老子寡情。他的道，冷冰冰的。那么庄子呢?庄子却是有情人。他的道，充满情趣。

庄子当然也主张君无为。但他更在意的，不是君主把人民看作什么，而是自己把自己看作什么。这可比别人怎么看，领导怎么看，重要得多。请问，看作什么呢?原本是什么，就看作什么。是鲲鹏就看作鲲鹏，是燕雀就看作燕雀，是西施就看作西施，是丑女就看作五女。如果原本是刍狗，那就看作刍狗。鲲鹏、燕雀、西施、丑女和刍狗，在道的面前没有区别。所以，东施效颦，是可笑的；燕雀认为鲲鹏不该飞得那么高、那么远，也是可笑的。因为对于道来说，万物一律平等（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就叫“齐物论”。

显然，这些类型既是组织形式和社会形态，也是历史阶段，因此都该有神话传说中的代表人物。比方说，代表国家诞生的是夏启，代表部落联盟的是尧舜，代表部落的是炎帝和黄帝，代表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的是伏羲和女娲。那么，代表原始群的是谁?夏娃，也只能是夏娃。

表面上来看，从母系到父系，只是改变了血统的计算方式，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是本质性的。母系氏族是“非权力社会”。在那里，只有管理，没有统治；只有心意，没有压抑。女性首领们面对的是真正的子民，给予的是真正的关爱。

毫无疑问，父系氏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权力社会”。也许，它只能叫“半权力社会”或“前权力社会”。但不管怎么说，自从母系变成父系，权力就被发明了出来，并成为男人手里可以生杀予夺的指挥刀。

实际上，如果没有权力问题，变革就没有必要；而权力一旦诞生，刹车就没有可能。结果是，也许几百年，也许上千年，一切都今非昔比。管理变成统治，拥有变成占有，安排变成指使，安顿变成奴役，监狱、军队、政府和国家被相继发明了出来。母爱社会变成了男权社会，并延续至今。

这就需要象征物，而蛇是合适的。事实上，蛇与阴茎有太多的相似。比方说，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以及平时绵软，用时坚挺。当然，还有那毋庸置疑的攻击性。蛇，天然地就像男性。

伏羲，就是很牛的庖牺。庖即庖厨，牺即牺牲。牺牲就是献祭用的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狗、鸡。其中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最重要的牺牲是牛和羊。祭祀的仪式，有牛就叫太牢，只有羊就叫少牢。少牢比太牢用得多，因为羊比牛便宜。但再省钱，也得有羊。

伏羲登场，他的地位也不低。事实上，如果说女娲的伟大发明是生殖崇拜，那么伏羲的卓越贡献就是请神吃饭。他身上有羊肉味儿，后来起了王莽的心思，都不奇怪。

美，自许慎起，历来解释为“羊大”，即“羊大为美”。后来萧兵先生指出，应为“羊人为美”。萧说是。从字形上不难看出，美，上面是“羊”，下面是正面而立的“人”，即“大人”，也就是“冠羊之人”，亦即伏羲的形象之一。

伏羲的烙印就是男人掌权。男人一旦掌权，生殖崇拜就会变成图腾崇拜，母爱社会就会变成男权社会，潜伏的蛇也就会变成飞天的龙。龙的传人，由此产生。

在此之前，那个漫长的岁月有着神话传说中的“三个代表”—夏娃代表原始群，意义是“从猿到人”，形象表现为裸猿；女娲代表母系氏族，意义是“从自然到文化”，形象表现为鱼、蛙、月亮；伏羲代表父系氏族，意义是“从母爱到男权”，形象表现为鸟、蛇、太阳。

中华民族的史前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氏族、部落、国家的诞生。表现为文化模式，则分别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

帝在卜辞中，原本指天神和上帝；皇在《诗经》中，则只是动词、形容词和感叹词。实际上，帝就是花蒂，即缔造者。皇则是辉煌，是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至于华和夏，前者就是花，后者就是林木繁茂之时。

因此，华夏民族的始祖应该是三个代表：炎帝、黄帝和蚩尤，我们是炎黄和九黎的共同子孙。

作为“故事”----已故的事件，历史就是历史。你知道也好，不知也罢，正说也好，戏说也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确知或无知而稍有改变。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女娲登坛，创造了氏族社会和生殖崇拜；伏羲设局，母系变成父系；炎帝东征，氏族变成部落，生殖崇拜变成图腾。女娲、伏羲、炎帝，就是所谓“三皇”。然后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兽、尧、舜。五帝的历史使命，是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最后是启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没错，在孟子那里，就叫“三王”。三王之前是五帝。三王是小康，五帝就是大同。大同是黄金时代，小康就是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呢?春秋战国。

以后就每下愈况。五帝的大同之世讲帝道，三王的小康讲王道，五霸的春秋讲霸道。霸道虽然产生于乱世，也不宜提倡，却好歹还算有道，战国却连霸道都没有了。请问，那又能是什么呢?无道。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分为有着高低贵贱的等级。等级起先有四个，依次是：婆罗门（Brahmin)，祭司和僧侣；

刹帝利（Kshatriya)，国王和武士；吠舍（Vaishya)，平民，包括商人；首陀罗（Sudra)，奴隶和被征服者。后来，又出现了第五种姓（Panchamas)，被称为游茶罗或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意思是贱民。

一切宗教都有光，有光就或多或少会有阴影。只不过，他不知道这光来自哪里，那影子又有多长。也许，这得去问犹太人。

没错，这就是犹太教（Judaism)。从此，失去祖国背井离乡的犹太人有了主心骨，有了凝聚力，有了核心价值，也有了认同感。事实上，只要坚信唯一的神和先知的教诲，恪守教规，严守禁忌，那么，无论他身处何地，也无论贵贱贫富、肤色黑白，他就是犹太人。

事实上，几千年来被征服的小国不可胜数。而且，只要国破家亡人员流散，就再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失去祖国一千八百年，流散世界十万八千里，而民族犹存。甚至可以说，他们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自立于世界之林。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宗教。

宗教和哲学延续着巫术对未知世界的触摸，只不过方式不同。哲学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所以宗教靠信仰，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验，工具靠使用，巫术则靠操作，同时也需要幻想和直觉。巫术，就是直觉、幻想，再加操作。

所以，巫术还有一个女儿，这就是艺术。艺术与巫术的血缘关系，在美学界早已不是秘密。简单地说，就是当某种形式或仪式的目的，由解决问题变成了传达情感，它也就由巫术变成了艺术。换句话说，人类文化发生的次序，就是从工具到巫术，再到科学、宗教、哲学、艺术。

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胎盘”。所有的胎盘都会功成身退，巫术也一样。功成身退的巫术除了变成艺术，还有三条出路：变成科学，希腊是这样；变成宗教，印度是这样；变成哲学，希腊、印度、中国，都是这样。只不过，希腊是从科学到哲学，印度是从宗教到哲学，中国则有另一条路要走。

事实上，法律也是“超人”。法律为了人、属于人，由人制定也由人执行，因此是“人”。法律抽象普适，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因此“不是人”。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所有人在它面前都一律平等，因此是“超人”。

众所周知，祖宗崇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光宗耀祖”，最起码的社会义务则是“传宗接代”；而一旦犯了错误，遭遇惨败，受到制裁，则“愧对列祖列宗”。祖宗，能管我们一辈子。

氏族变成部落以后，生殖崇拜就变成了图腾崇拜；部落变成国家以后，图腾崇拜又变成了祖宗崇拜。祖，则一贯到底。图腾和祖宗都是男性的，祖当然要坚守岗位。

然而从史前史到文明史的轨迹，却十分清楚：女娲登坛，生殖崇拜，创立氏族社会；伏羲设局，生殖崇拜，变母系为父系；炎帝东征，图腾崇拜，变氏族为部落；黄帝出场，图腾崇拜，变部落为部落联盟；启废禅让，祖宗崇拜，变部落联盟为部落国家。尧舜禹，则都是在为夏启做准备。难怪启废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从形状到精神都一脉相承。

没错，如果不是用汉字书写，以古今语音之差异，我们将读不懂先秦诸子，也无法欣赏唐诗宋词。中华文明能够具有世界性，能够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汉字功不可没。

商人却完全不顾牛鬼蛇神的感受，自说自话地利用文字与神祗和祖宗沟通。沟通的方式有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和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

殷就是现在的安阳，商则是现在的商丘，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在商丘建立根据地的是商汤，以安阳（殷）为大本营的是盘庚。盘庚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不再移动，所以后人便把这个族群和国家称为殷，或商，或殷商。

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西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此代，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跑来跑去做生意的称为“商人”。

的确，从夏开始，我们民族便基本上以农业立国，重农抑商几乎成为世代共识，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发达到超过农业的就只有殷商和两宋。有趣的是，宋其实就是殷，是殷这个字的音变，所以殷商残余势力在周代的国号就是宋。这就太有意思了，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前缘命定?

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夏有水利技术，商有青铜技术，周有农业技术。

《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不安于现状，不安于小康。划清田界，装满谷仓。备足干粮，背起行囊。干戈斧钺，全副武装。我们这才奔向远方。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祗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所以，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的礼器多为食器，这已被考古发现证明。

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话：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意思是：龙高高地飞翔在天上，有利于大德之人出来平治天下。

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此间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

正如我们在《国家》一卷中所说，除了民主制的希腊是个异类，世界各民族都选择了君主制，也都以君权神授为通例。周人却说“君权天授”，岂非出格?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是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新兴的周，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建”。这里说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跟封建礼教或封建迷信更是两回事。其实迷信跟封建毫不相干，礼教前面冠以封建二字也是乱点鸳鸯谱。封建，通俗地说就是“分封”，但叫“封建”更准确。因为不但要封，而且要建。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封和建，都是动词。邦和国，是名词。封邦建国，是动宾词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天子、诸侯和大夫之下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前期是诸侯的时代，春秋中后期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前面说过，封建是一种秩序。它确定的君臣关系和效忠对象，也是有层级的。具体地说，从上到下，天子之臣是诸侯，诸侯之臣是大夫，大夫之臣是士(家臣）。从下到上，家臣忠于大夫，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这就是礼。

因此，诸侯可以“爱天下”，大夫可以“爱国”，家臣则只能“爱家”。严格按照这礼法的规定去爱，才叫忠。越级非礼而爱国，就是“爱国贼”。

名分，简直就是命根子。没有人可以不要名分。没有名分，就没有面子。面子是名分的标志，也是人的脸面，或脸谱。摆出来，就叫“摆谱”；有了它，就叫“有谱”。有谱就靠谱。这就可以交往，可以“面对面”。否则，就“对不起”。

对不起的意思是：双方面子的尺寸差距太大，面子小的一方即便想“面对”，也“对不起”。

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宋儒造的孽。其结果，是殷的豪放灵性没了，周的天真烂漫没了，春秋的高贵风雅没了，战国的血气方刚没了，汉的开拓和唐的开放也没了。士人堕落为文人，而且集体阳痿，只知道在皇帝面前磕头如捣蒜，然后回家打老婆。

接受了笄礼和冠礼的姑娘和小伙子，有权利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时间是在仲春之月，日子是三月三，名字叫“上已节”。按照周礼的规定，这一天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到荒郊野外，享受最充分的性爱自由。这是中国的情人节。

优患是出发点，快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也是中华文明的地基和承重墙。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与埃及、西亚和印度不同，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一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是稳定的。

事实上，有男女便有性爱，有婚姻便有偷情。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夫一妻的制度“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真正的热恋：性冲动的最高形式，是中世纪的“骑士之爱”。骑土和情人睡在床上，门外站着卫士，以便一见晨曦就催促他溜之大吉。恩格斯甚至认为天主教会禁止离婚的原因是偷情就像死亡，没有任何药物可治。

这些规则在战国时期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因为在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是兼并他国，当然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大规模不眨眼地杀人，打歼灭战。这个时候，谁讲礼仪，谁就是找死。

春秋则相反。战争的目的说得好听是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说得难听点，也不过争当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过分。这样的战争，自然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交手如吃饭，格斗如竞技，温文尔雅，费厄泼赖，最多温良恭俭而不让。军事奥林匹克，只可能在春秋。

跟殷商一样，周人也有祭祀和占卜，而且很重要。但凡国和家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婚配、立储，都要占卜和祭祀。两件事目的并不相同，占卜是问，祭祀是求。或者说，占卜是向鬼神请求指示，判断凶苦；祭祀则是向鬼神汇报工作，祈求福佑。分工不同，重要性则如一。

因此，从天子到诸侯，王室和公室里都有负责跟鬼神打交道的专职人员，分别叫祝、宗、卜、史，他们的首长则叫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各自负责不同的项目。

祝的任务是代表祭祀者向鬼神致辞，因此特别需要知道鬼神的故事和脾气。宗的任务是管理祭祀的程序，以及祭祀的场所和器物。也就是说，祝和宗，是负责祭祀的。

负责占卜的，则是卜和史。卜，又分两种。一种是用龟甲，也叫“龟”或“卜”。另一种是用蓍草，叫“筮”。记录筮法的书，就叫《周易》。龟和，可能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也可能由一个人包干。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当然，史不但敬鬼神，更要管人事。后来，就变成专业历史学家。

很清楚，祝、宗、卜、史，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也是王侯们的智囊团。

后土和后稷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神。后土就是土地神，他的祭坛叫社。后稷则是谷神，他的祭坛叫稷。社和稷连起来，叫社稷。社稷和宗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建筑物，甚至是国家政权的代名词。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特点。其中略有差异的，也无非是南北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北方更主张把鬼神崇拜变成伦理道德，南方则更愿意变成艺术审美。但不要信仰，则南北如一。唯其如此，历史上在汉民族中影响最大的宗教，便是最不像宗教的佛教和道教。佛教讲觉悟，道教讲成仙，也都不是信仰。

记得当年读《诗经》，最打动我的不是《关睢》，而是《汉广》：南方有嘉木，可是靠不上；汉水有女神，可是追不上。汉水是那样宽广，我真是没有希望；长江是那样绵长，我真是没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