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成为奉天督军的张作霖，终于有了与日本人谈判的资格，这一段时期张作霖对日本较为妥协，因为张作霖心中明白，吉林与黑龙江服从中央政府，对奉天呈现南北夹击的事态，武力张作霖尚且没有底气，何况又没有独立的财政，所以只有日本人能够给予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
1918年因吉林督军孟恩远支持张勋复辟，张作霖以此为借口控诉，使中央政府免去其职，张作霖勾结日本吉林驻军，制造宽城子事件，并派吴俊升和孙烈臣率大军南北夹击吉林，孟恩远被迫卸任离开吉林。
张作霖保举孙烈臣为吉林督军遭到驳回，但北京政府也不愿得罪张作霖，遂任命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将原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接任吉林督军，鲍贵卿是谁您可能不知道，但他有个身份，他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1920年9月，鲍贵卿任吉林省长，被视作张作霖加冕“东北王”之时。
张作霖为东北王，其治下的东北并非是一家独大，准确地说叫“联省自治”，即奉天张作霖、吉林孙烈臣与黑龙江吴俊升，宣布独立自治后，组建的联合政权，张作霖为东北保安总司令，孙烈臣与吴俊升从旁协助。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政治架构，实在是因为张作霖崛起的速度太快，很多时候又是后来居上，而自身的实力又不够强大，以其结义兄弟吴俊升为例，吴俊升牢牢把控着黑龙江的军政事务，其贪赃良田万顷，房屋店铺不计其数，治下黑龙江仿佛半个独立王国。
孙烈臣常年统兵与蒙古流寇作战，使其培养奉军中规模最大的骑兵部队，在直奉大战中发挥巨大作用，孙烈臣临阵督战，指挥军队交战数十天，为援军抵达赢得时间，迫使直系与奉系达成停火协议，稳定了东北三省之局势。
除此之外还有张作相、张景惠、张海鹏、汤玉麟等，因长期指挥军队，军队除名义归属奉系，实际与其私兵无异，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张景惠选择投效日本，张海鹏也于同年投靠日本，就任黑龙江边境保安司令，率军进攻热河汤玉麟部。
吴俊升没有争霸的野心，在1928年张作霖返途迎接时，于皇姑屯被炸身亡，两人践行了“生死与共”的诺言，孙烈臣无子女，全心协助张作霖，使东北有了自己的奉天兵工厂，如果两人与张作霖争，真的有太多次机会取而代之。
除最开始追随自己打江山的元勋们，奉系在扩张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士官系与讲武堂系，士官系以杨宇霆为代表，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四是督办奉天兵工厂，使张氏家族直接掌握的财富和军队大幅增加。
杨宇霆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在东北有“小诸葛”之称，他清楚地知晓日本的底线与弱点，在杨宇霆的协助下，张作霖对日关系才敢于强硬，多次维护东北的主权权益，日本将杨宇霆视作“邻国之贤，敌国之仇”想要铲除。
郭松龄反奉受到日本人拉拢但被拒绝，日本遂继续支援张作霖，并与黑龙江援军共同夹击郭军，此次内乱使得东北军精锐折损大半，张作霖战后又清洗革命将领，迫于无奈作出放弃华北的决定，退守东北三省自保。
东三省的局势一直十分敏感，这一点鹿鸣和柴永昌都是十分了解的，现在居然听到，霍春雨做出了，不出几年中日之间，很可能出现大事件的推论，都不由得大吃一惊。
“霍女士，你是从何得出这样的结论？”鹿鸣开口问道。
霍春雨说道，“我的消息来自日本，你们都知道，我还是平川刚财团的执行主席，是平川家族的现任族长。我们平川家族，素来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我有一个叔祖父，还有一个堂叔，都是日本众议员。叔祖父叫平川九村，堂兄是平川剑雄。他们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日本国内正在加快军事化步伐，激进好战的众议员，已经在议会通过了五年之内，提高军费开支5%的提案，而且获得了天皇批准。同时还有一项，向中国满洲移民，彻底将朝鲜半岛日本化的提案。这些足以说明，日本正在加快侵略步伐。这就是我得出判断的依据。”
房间里空气异常严峻，大家都保持了沉默，只有霍春雨一个人的声音。
“我做出了重大决策，不仅将调整在华的翔云集团的经营方向和部署，也包括建议平川刚财团，做出相应调整。在华的调整就是将大部分投资转到美国，在美国建立翔云的主要基地，新公司已经注册，叫春雨明，继续从事医药化工和生物化工。国内的翔云集团缩减投资后，重点改为民用化工。在日本的；平川刚也会将40%投资，转向海外，尽可能避免未来局势的影响。柴先生是商人，我希望考虑我的建议，特别是为了尽可能避免在东北方面投资。”
柴永昌率先回应道，“谢谢霍女士的提醒，我本来真有向东北投资的打算，现在看来真要谨慎了。”
鹿鸣也说，“霍女士，想不到你对政局如此敏感？不愧是平川刚的掌舵人。很感谢你。你是当之无愧的的和平提倡者，也是当之无愧的的中国人，虽然你有一半日本血统。”
霍春雨笑了，笑得很开心，就因为鹿鸣的一句“你是当之无愧的的中国人。”
一年以后，霍春雨的预测得到了验证。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张作霖本人的民族意识，奉系政府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4月9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4月30日，各路国民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这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月下旬，国民军已逼近京津地区。盘踞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在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
这次张作霖回东北，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1928年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1928年5月13日和15日，日本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有人回忆：芳泽曾屡次逼张，要他履行所谓的“密约”。为逼张作霖退回东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张作霖听后不悦，严词拒绝。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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