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取自“广仁计划”参加第16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附属展“穿越中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出版物。432页，彩色印刷。编辑：彭嫣菡；设计：小马＋橙子，2018。
恋地情结(topophilia)是指人与地方或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段义孚(1)
造乡(placemaking)，是指把一个你只想快速穿过的社区、乡镇或城市变成一个你从不想离开的地方。——弗雷德·肯特(2)
亨利·卢斯(Henry Luce)1898年出生于登州，他第一次到芝罘是在1900年，随父母从这里乘船去朝鲜，以躲避拳民之乱。他主要在潍县度过了奠定一生人格基础的婴幼时代，八岁回美国上公立学校，十岁再回山东入读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在这所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创办的“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学校”接受英式教育，直至1912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3) 他把中国视为美国之外最爱的国家，这种情感始发于他在胶东半岛度过的童年。今日被称为烟台的这个城市，是他的人生原点，是他睁开眼睛之后对人世间的第一瞥所落之地，随后他对这里的山、海、城、岛的摸索，不断被家庭和学校生活深化，日久积聚的熟悉感便慢慢把陌生的外部“空间”(space)变成了深植内心深处的“地方”(place)。由此，段义孚所说的“恋地”情结(4)便生根发芽，并萦绕他的一生。
人无法择定自己的出生成长地，但出生成长地却与生命有着最深的联系。卢斯与烟台，最初被锁定的便是这种生命起点的联系(biographical relationship)(5)。因为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与烟台还有一种精神信仰的联系(spiritual relationship) ，他的父亲代表美北长老会(PCUSA)在此传教，他本人又在此入读中国内地会的学校，这使他深信归化上帝可以把中国人带往幸福的理想国。如果我们能用今天的GPS跟踪技术把卢斯的生命足迹绘制成一幅人生地图，那么，烟台和中国必然是他的“爱的地理”中钉满图钉的热点。在创办《时代周刊》九年后的1932年，他回访了潍县、芝罘和青岛；在创办《生活》杂志五年后的1941年，他第一次在重庆见到蒋宋夫妇；在太平洋战争后的1945年和1946年，他不仅再一次会见蒋宋，还会见了毛、周。蒋宋的基督徒身份令卢斯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憧憬，他举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国民政府，也给中国安排了无数次的封面报道，但还是误判了历史。
《时代周刊》的亨利·卢斯纪念转辑，1967年。网络图片。
卢斯这种抱憾的努力可以理解成基于“恋地”情结而生发出来的“造乡” 行动：因为爱一个地方，便希望它更好，把它按照自己自小熟悉的基督教精神和价值观建设成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在中国政权易手之后，卢斯的“乡愁”只能寄托于蒋的流亡政府居停的台湾，1963年他以纪念父亲传教的名义，捐资在东海大学兴建了路思义教堂(The Luce Chapel)，由贝聿铭与台湾建筑师陈其宽合作设计。1967年卢斯去世之后，他的财富悉数归入1936年成立的亨利·卢斯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也是为了纪念卢斯父母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而成立的，很大部分的资金用来支持亚洲和中国的研究和教育。2017年，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大型展览“1989年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也获得了卢斯基金会的鼎力支持。
卢斯是一个出生于烟台的外国人，而谭芳则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她在三十岁的时候才离开家乡到深圳闯荡，脑海中储存的烟台记忆时间跨度比卢斯的更长。2014年回来后，谭芳接手了有“烟台开埠第一街”之称的广仁路历史街区的空间活化和业态重组的工作。如同所有当下的中国人一样，还乡经验总是与陌生相连，谭芳无法捕捉以前对家乡的熟悉感：现实就像是以加速度快进的视频，空间在频繁切换，时间被高度压缩，未到颓败晚期的房子可以瞬间消失，荒地上的新城可以一夜建成，旧的社群如流沙四散，新的认同仍需时凝聚，人们被快速迭代的潮流冲刷，仿佛一辈子可以过上好几辈子的生活。同样因为“恋地”情结，谭芳发起“广仁计划”，开始再造故乡。
1930年代的芝罘湾。关强收藏。
1930年代的东炮台，芝罘。关强收藏。
烟台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照英国与大清签订的《天津条约》于1861年开埠的通商口岸城市，英国驻华公使委派的领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放弃了原定的登州，而改选了港湾条件更优良的芝罘，那时芝罘虽是个渔村，但在明代已被视为海防重地。早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为防卫倭寇的骚扰，就已经在这里设奇山守御千户所，也就是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奇山所城，即今天的所城里。1862年，大清把芝罘改称烟台，但外国人仍然爱用它的韦氏拼音名字Chefoo。广仁路始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比烟台开埠早十年，最初英国人称之为East Boulevard（东大道），1891年，驻烟台登莱青道署的道台盛宣怀，创建了胶东最大的慈善机构广仁堂(意为广施仁政)，所处的路才定名为广仁路。
广仁路与烟台港和芝罘湾为邻，分布着众多近代建筑，均为二层西式或中西合璧式楼房，包括生明电灯公司旧址、法国药材公司旧址、新陆绣花庄旧址、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基督教青年会公共图书馆旧址、烟台绣花商行旧址、广东旅派烟同乡会旧址，养正小学旧址、东亚罐头厂、烟台师范附属小学旧址、季氏故居、张裕公司旧址等，和它周边的烟台山和朝阳街（旧称Gipperich St.以及Zimmerman St.）的众多外国领事馆和商业建筑，构成了早期芝罘富有殖民地色彩的城市空间，今天多数都被列为建筑遗产，仍然可窥见卢思的父母在胶东半岛传教时代的历史遗韵。作为气候怡人的条约港，烟台成了众多活跃在华北农村地区的传教士们的度假和疗养地，为了解决随行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创办了芝罘学校，于是卢斯与烟台的人生连结由此展开。
大马路的崇正中学，1930年代。曲德顺收藏。
芝罘学校教师和他指导的男生乐队，1940年代。照片来自“当我们青春年少：芝罘学校在烟台史料展”，烟台博物馆，2018。
谭芳所体认的故乡与卢斯迥然有异。在她成长的时代，这些外国建筑都已收归国有，成为国营单位的办公和生产场所或普通人的生活居住地。在新千禧年之后，大马路北端耸起如同香港中环的超高层商业塔楼，广仁路的多数住户被迁往新建的惠安小区，这里被改建为滨海广场，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规划方案把它列为烟台的门户象征和城市客厅，保留了40多幢历史建筑，被清拆的民居改为绿地和步道，一些高消费餐厅、娱乐、商店入驻，这个历史街区和烟台山都变成了旅游景点，而近邻的朝阳街则变成自发的酒吧餐饮街。所城里作为烟台的历史原点被围护起来，因为复杂的产权状况，这里的改造方案迟迟未决，因此得以保存与殖民地风格迥异的本土底层生活的原色。烟台虽然被视为中国的三线城市，但空间变迁的激烈程度与大城市也不相上下。
新中国影院，烟台。胡树志摄，1988。
中华基督教堂，烟台。胡树志摄，1988。
三线城市这样的说法，是根据行政级别、人口、资源集中程度和GDP高低程度而作的城市梯级划分，但它并不妨碍人们对故乡的认同。在激烈城市化的时代，越是小地方，越能激发人们的乡愁。就算是偏居一 隅的小村庄，也能挖掘出让人动容的历史。大规模无差别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地方感”的稀缺；而更便利更快速的旅行和流动，则加剧了人们对静止不变的事物的追寻。以一张世界地图的视野看来，烟台只是地理上一个很小的点，而广仁路则是更小的点，但是谭芳的再造故乡计划，正是从这一细小无比的点出发，由小至大，它的路径可以发散至烟台整个城市。如同卢斯的“恋地”情结可以由芝罘推及中国，“广仁计划”的故乡地理也可以扩大至整个胶东半岛。
胶东半岛典型民居海草房，荣成东楮岛村。Iwan Baan摄，2017。
作为一个被谭芳邀请参与“广仁计划”的外地人，我因为太太的家庭关系在烟台也断断续续生活居住了近两年的时间。最初它对我而言也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但随着对它的了解日多，加上日常生活中亲情的濡化，我对它也滋生了一定程度的“恋地”情结。但与卢斯或谭芳不同，我与烟台建立的更多是一种历史叙事的联系(narrative relationship)，通过阅读档案馆里的地方史志、传教士家庭历史、外国商民回忆录、本土文学作品，聆听当地历史爱好者的分享、田野调查中的口述故事，观察当地人的生活风俗传承，从文献和现实角度对比地景变化等等，来串连起一种时空对应的“地方感”。这种学习型的联系，也为参与“广仁计划”的工作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知识图景。
故乡通常被人们理解成地理上某个特定的地点，特别是出生成长的地点，但从心理上来说，故乡并不一定是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对逝去不复返的时光和经历的追怀，所谓乡愁，正是来源于此。我在台湾东海岸的小镇和安徽南部的村庄都曾产生过“故乡感”，前者可能与我的出生地雷州半岛相似的亚热带气候和植被相关，后者则可能与我小时经历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活相关，还有一点可能是这两个地方都充盈着当下社会所欠缺的浓浓的人情味。如果说我对烟台有一点迷恋是因为我在短短两年时间习得的地方知识，那对它的“故乡感”的获得，则可能是因为它与我小时的滨海生活经验甚至是海鲜带来的味觉相关。在一个加速流动和迁移的时代，故乡从地理的束缚中逃逸，变得如此难以捕捉，它既被时间荡涤，又被时间养成 ——正所谓，“日久他乡变故乡”。
广仁研讨会，“城市更新：如何活化历史街区”，烟台京剧院，2016年6月12日。图片取自广仁计划档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可以走到一起，协力“造乡”。“广仁计划”最初的启动，便是邀集来自北京、深圳、台北和烟台本地各种不同的智慧力量，于2016年在烟台开了一个“广仁研讨会”，进行经验分享和脑力激荡。随后，我们对广仁路的40多幢旧建筑进行进一步的历史考证和空间整理，在对它们的业态展开调查的基础上决定引入更多的文化元素，创造一个新的空间组团“广仁艺术区”。谭芳想要在此创办一个大型滨海书店的想法得到大家的响应，因为近年来书业的发展以及众多大型甚至连锁书店的兴起，不仅广获政府支持，而且深受人们欢迎，甚至成为许多大规模商业圈的标准配置。中国社会在经历财富积累和互联网的流行之后，开始回归精神的追求，大型书店的兴起不仅迎合了这一需求，而且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线下交往的实体空间，它成了继寺庙、教堂、购物中心之后最能凝聚人气的公共空间，甚至有超越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趋势。谭芳选择了距海200米左右的两幢相连的旧建筑，邀请董功及其直向建筑事务所进行空间改造，我们把它命名为芝罘学馆，计划把它建成广仁路历史街区的精神旗舰。
芝罘学馆日间效果图，董功/直向建筑设计方案，2016－2017。
芝罘学馆夜间效果图，董功/直向建筑设计方案，2016－2017。
芝罘学馆将是一个烟台土生土长的创新书店品牌，它的地方性不仅体现在独一无二的中文古老地名的命名，还体现在空间功能设计上预留三个阁楼作为研究者驻地，将来会邀请学者展开地方研究，研究成果将列入出版业务。它不仅是书店，也是图书馆、研究所和学院的合体，致力于“知识生产与分享”。知识的分享不仅是指它将来会发生的大量密集的去学校化(de-schooling)的教育活动，还意味着它作为海边的旗舰总店，将向烟台的其它社区派出非牟利小型图书馆的分支，让普通老百姓可以就近分沾知识的润泽。深入不同社区的小型图书馆，将会形成一个放射状的网络，像卫星一样围绕着位于烟台门户地带的芝罘学馆，点阵式挹注烟台的当代文化生活。这个构想庞大又复杂，它的论证和筹备工作千头万绪，我们决定在探讨总店的运营模式和空间设计的同时，在所城里先行开办第一个社区图书馆，作为一次快捷的试水实验。
阅览空间与回廊，所城里社区图书馆，董功/直向建筑设计。苏圣亮摄，2017。
使用中的庭院，所城里社区图书馆，董功/直向建筑设计。苏圣亮摄，2017。
我对创办图书馆的兴趣，起源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两个学期，它的Butler图书馆、Avery图书馆和Gottesman图书馆成为我最常流连的场所。因为有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大学里的知识人可以享受许多研究的便利。而直接启发我建议在烟台创办社区图书馆的，则是印地安那州新和谐村的工人学院(Working Men’s Institute)，那是1838年由Robert Owen的合作者、美国地质学之父William Maclure创建的，专注于为从事手工劳动的人们提供有用的知识，它后来变成图书馆在各地繁衍，慢慢衍成今天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制度的一部分。这个制度最重要的理念就是，知识不应有专权，而应与所有人分享。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共享协议(Creative Commons)已经进行了许多打破传统版权局限的实践，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回到实体世界，在街道上建立像便利店一样的知识分享站点。
所城里社区图书馆开幕。朱锐摄，2017。
所城里社区图书馆开幕和艺术家张晓展览的观众。直向建筑供图，2017。
所城里社区图书馆选址在张家祠堂后院，由董功和直向建筑义务设计改造，它为社区里的普通老百姓提供一个看书、学习和聚会的实体空间，在此他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认识自己社区和城市的历史，加强邻里关系并深化故乡认同 。这个社区图书馆和以后可能出现的第二、第三家社区图书馆以及未来芝罘学馆的图书馆功能，目的都在于探索图书馆的社会化和公共化，让知识溢出精英的权限。我们收集精选了大量与烟台和胶东半岛有关的读物，邀请烟台本地的历史和民俗研究者解焕新担任馆长，开馆时邀请艺术家张晓举办了“所城里照相馆”的社区参与艺术展览，接着几乎每个月都组织有关本地历史、民俗、地理、艺术的讲座，也包括部分所城里居民个人史的公开讲述。在2017年烟台政府启动所城里改造项目的关键时刻，所城里社区图书馆率先作了定点活化历史街区的尝试，从民间的角度，提供了一个试验性的实践样本。
位于广仁艺术区的广仁众空间，众建筑设计。朱锐摄，2017。
广仁众空间俯览，众建筑设计。朱锐摄，2017。
与所城里社区图书馆同期，我们在海边的本部还建造了一个同样是试验性的“广仁众空间”，它由众建筑事务所设计，采用他们发明的预构件系统快速搭建而成。在空间落成时，我们在里面为他们组织了题为“众介入”的建筑实践回顾展，向烟台推介他们曾在北京大栅栏更新计划中取得良好效果的“内盒院”和“插件家”的胡同改造设计方案。这种预构件系统造价低廉，可以根据居民的需要灵活组织出新的空间质量，拆卸后的材料还可以循环再用，特别适合像朝阳街和所城里的旧区改造。 “广仁众空间”是个三层高的异形结构，可以容纳展览、演讲、放映和阅读等功能，它还可以停驻和派出“众行顶”、“三轮商店”和“三轮办公室”等移动建筑，用来进行城市街道的沟通交流。在芝罘学馆建成开放之前，它是广仁路历史街区的一个先行建造的公共空间，是社区文化事件的触媒。
众介入：众建筑七年回顾展，广仁众空间。朱锐摄，2017。
外派的众行顶，众建筑设计。朱锐摄，2017。
到目前为止，“广仁计划”只是一个开端；而所谓“造乡”，或者说地方营造，也不仅仅是指物理空间的改造或建设，它还将包括未来细水长流的对历史记忆的挖掘，对社会关系的深耕，对身份认同的培育（这是法国人类学家Marc Augé定义的构成“地方”的三要素）(6)，尤其重要的是对地方知识的保存和活化。地方知识在古希腊被称为米提斯(metis) (7)，它是指一个地方独有的无法被转译为通识的经验，例如方言、地方性的度量衡、未经规划自发形成的社区地理、传统手工艺不靠脑而靠肢体来记忆的秘诀等等，它是匿名的，没有个人著作权的，它会根据日常生活的需要不断进行调适，但始终根植于一方水土，帮助形成地方风俗和地方性格。有了这样的DNA，一个地方才可以被辨识，而不会成为全球化无差别发展的一员。当你从编号为G15的沈海高速公路驾车而来，你的身体在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现代交通空间中狂飙，但只要看见海边仍然有海草房的屋顶，只要看见路牌上仍然有芝罘的“罘”(fú)字或大东夼的“夼”(kuǎng)字，你就知道胶东半岛和烟台的故乡还在。再造故乡，并不只意味着你为自己的家乡建设了多少高楼大厦和现代设施，还意味着你能找回多少“地方感”，你能帮助多少人重建对自己家乡的“恋地”情结。“广仁计划”的目标只在烟台，在现代化的漫漫长途才刚刚上路，寻找着通往故乡的分叉小径。
2018年4月15日，芝罘。
注：
(1) 段义孚(Yi-Fu Tuan)，伦敦大学学院文学学士，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学博士，著名美籍华裔地理学家。
(2) 弗雷德·肯特 (Fred Kent)，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士、都市地理学硕士，纽约非营利组织“公共空间计划”(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创始人，致力于公共空间营造和社区培育。
(3) 参考艾伦·布林克利，《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中信出版社，2006。
(4) 参考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5) 本文使用的biographical relationship, spiritual relationship和narrative relationship三个概念均引自Jennifer E. Cross, "What is Sense of Place?"12th Headwaters Conference, Western State College, November 2-4, 2001.
(6) 参考Marc Augé,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Verso, 1995.
(7) 参考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修订版，2017。
“穿越中国城市：构建共同体”官方展览海报，2018。
“穿越中国城市：构建共同体”是第16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官方授权认可的十二个附属展览活动之一，于2018年5月26日在威尼斯建筑大学特隆宫正式开幕。由北京国际设计周主办、苏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北京国际设计周公司、北京科意文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穿越中国：构建共同体”项目集综合展览、高峰论坛、学术工坊为一体，呈现当下中国城市进程乃至世界范围内城市研究课题的实践样本，开启全新的探讨。
第16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总策展主题为“自由空间”，聚焦建筑所承载的人文价值，推崇慷慨而体贴的空间。围绕这个主题，已经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连续举办了两届的“穿越中国城市”展览今年在第三届提出“构建共同体”(The Community)的年度主题，由Beatrice Leanza及Michele Brunello联合策展。该展览主题及参展项目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公共的潜能”（Stavros Stavrides，《城市公共资源》），强调城市建设的参与性和包容性，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社会、文化和产业生态机制的构建。展览分为文教、消费、居住、休闲、工作、移动六大主题版块，集中呈现20余个探索中国社区建设新形态的实践样本。展览将着重展现这些案例的发展过程及思索，鼓励人们反思考虑问题的方式，为当代城市的回应性治理和创新管理提供新颖的论述和实践方向。
“广仁计划”在文教版块(Culture, Learning & Care)展出。这个版块针对物理与社会意义上“地方性”的消退问题，展现了在中国地方城市及更偏远的地区进行社区营造、文化联结、以及根植于地方悠久传统的小规模生产的综合实验。这种建筑学与设计实践的实验主义回潮，表达了一种智者雄心：推崇工艺知识与民间智慧，探索业余主义、对传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为后代分享这种共同体价值观。
“广仁计划”参展海报。设计：小马＋橙子，2018。
威尼斯双年展官方推特选用广仁众空间的照片公布“穿越中国城市：构建共同体”展览的开幕。
“广仁计划”是由烟台市芝罘区广仁路历史街区目前的物业经营主体中国创源公司发起，在烟台市政府和芝罘区政府支持下开展的历史街区活化计划。它将目光聚焦于山东烟台开埠第一街广仁路，在进行传统业态更新与休闲旅游的拓展以外， 还创建了将历史研究、建筑改造、空间活化、艺术创新以及社区教育等功能融为一体的综合平台。广仁计划将通过各类文化事件与艺术活动的持续推进，塑造本地文化意识，鼓励社区营造，激活公共记忆与城市生活，同时成为示现烟台城市活力的重要舞台，使烟台真正走向国际化。通过兴办“广仁艺术区” 、“广仁众空间”、“芝罘学馆”和“所城里社区图书馆”等机构，它所探求的路径包括思想生产、艺术创想以及城市公共生活的塑造，旨在为烟台人民以及关注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人们创造有温度的新“地方”。
“广仁计划”正式启动于2016年6月，并邀请烟台本地、北京、深圳和台北的历史民俗学者、旧城改造实践者、大型文化活动组织者、建筑师和创新业态策划经营者在烟台举办“广仁论坛”，聚焦“城市更新：如何活化历史街区”的题目，对“广仁计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论证。目前“广仁计划”已经完成对广仁路街区的所有物业进行研究整理的工作，包括历史建筑的故事和图片资料收集，对其进行详细测绘，建立全面的测绘档案，对加建和违建部分进行恢复，还原原来的风貌，对租金租期和现存业态进行统计，建立了一个细致全面的数据。它将继续在区内重新规划车流、人流线路和停车场，广仁路、十字街街面改为步行街，严格控制商户开门方向，增加外摆面积，使整个街区可以成为凝聚人气同时又开放畅通的安全休闲消费和社会教育空间。2017年 7月29至30日，“广仁计划”在“芝罘新夏日”活动中发布了作为芝罘学馆首个社区派出机构的“所城里社区图书馆”和广仁艺术区内的大型实验建筑“广仁众空间”两个新项目。
“广仁计划”参展视频。制作：葛祥永/有聊视频，2018。
更多信息，请访问“穿越中国城市：构建共同体”展览官网：Across Chines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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