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过年的鞭炮已经成了公害，除了空气污染，更讨厌的是声音污染，尤其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过年那几天都不敢开窗户，看个春节联欢晚会根本听不见声音，耳边响的全是鞭炮声。有一年我是正月初五从老家回来的，本以为年已过完，燃放鞭炮的热度应该大减了，没想到，晚上就我们小区的鞭炮声几乎都连成了一片。我站在阳台上，透过窗户，外面是弥漫着的一团团的硝烟，硝烟下面是住户们堆在道边的鞭炮箱子，农村人点炮论“挂”，城里人放炮论“箱”，可见城乡差别无处不在。那几年反腐不像现在厉害，鞭炮自然就成了过年的“时令礼品”，于是成箱成箱的高档烟花爆竹，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市，涌进权利岗位。这缕缕硝烟中，除了市民经济收入提升外，更大一部分是“时令礼品”带来的底气。
与城市相比，农村过年的鞭炮可就温和多了，一是人们住的分散，空间的距离减弱了鞭炮声的威力；二是，老百姓挣钱不易，上有老下有小都等着吃饭花钱，哪有闲钱放炮玩。每家都是以尽可能节俭的花费完成过年放炮礼仪，毕竟每一声脆响炸的都是辛苦的血汗。所以农村过年很清净，尤其春晚时间，绝对没有放炮的，因为邻里之间都相互熟悉，一旦破坏规矩影响了别人看春晚，次日会遭到声讨。
小时候盼过年，最盼的就是放鞭炮，对于男孩子，似乎放鞭炮就是过年的全部。但那个时候钱少，买一挂鞭炮根本舍不得一次性燃放，而是把它小心翼翼地拆散，像朝鲜放火箭一样，一个一个地变着花样放。例如把它塞在瓶子里点，亦或塞进冰窟窿里放，或者点着了抛向高空。研究炮仗在不同的环境中爆炸的效果，完全有一种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幸亏诺贝尔早早发明了炸药，否则诺贝尔可能就诞生在中国了。
为了能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鞭炮，我们发挥所有的聪明才智，想尽一切办法去弄钱，去买炮。每到腊月二十三以后，年货市场一天比一天火热，村子十字街口周围，是年货市场，每天商户随来随占地方。我们这群嗜鞭炮如命的家伙，每天早早抬出自家的桌子在街边抢占地盘，搭建货位，等着卖年货的商户租占。一般一张桌子租一天五毛钱，可以买两挂一百响的鞭炮，这对于我们应该是巨额收入了。所以大家都起的很早，为了抢占一个好地方，常常大打出手，但过两天又成了好朋友。
大年初一是孩子们最活跃的时候，因为早晨家家都放炮，孩子们走街串户，从燃放过的鞭炮屑里寻找没有炸响的残炮、哑炮，这些哑炮有的是还没来得及引燃就掉在地上的，仍然可以点；有的是炮捻点燃了没有响，但炮药还在，可以把火药弄出来点。总之捡的残炮、哑炮都是我们的宝贝。
为了捡到更多的宝贝，必须早早起来，伸长耳朵听着，听到谁家放炮就第一个跑过去，晚了就被别人捡了。如果同时有几家放炮，有经验的孩子能听出谁家哑炮多，凡是响声不连贯的，说明哑炮就多，是捡炮的最佳地点。
为了过年鞭炮响得清脆，每家在年前都把鞭炮在太阳下晒一晒，免得受潮不响。村里有个老学究，是个老国民党，据说上过黄埔军校，鞭炮从来不晒，他家哑炮最多，孩子们都乐意到他家捡炮，每当听到他家稀稀拉拉不连贯的鞭炮声，都会大声喊：“快来吧，他家多，他家有”。每当听到孩子们的喊声，他就笑得合不拢嘴。学究坚信，大年初一儿童的话最灵，每年有一群孩子到他门前高喊“他家有，他家多”，那是最好的祝福。这些吉祥话花钱也买不来，看来不晒炮自有他的道理。
过年的时候，我们常拿自己拥有鞭炮的多少、大小“炫富”。记得一次爷爷花两毛五给我买了一挂鞭炮，是一百响的大白炮，每个炮足有一寸半长（5厘米），爆炸威力巨大。我虽然没有别的孩子炮多，但这样大的鞭炮他们都没有，于是，我常常拿出一支来和其他孩子比试，他们总是甘拜下风。小时候爷爷对我很亲，他的好处我几乎都淡忘了，唯有那挂大白炮一直记忆犹新。
后来机器产的小红炮流行起来，大白炮因为生产成本高惨遭淘汰，市场上再也找不到它的踪影了。但小红炮实在是放着不过瘾，从此我就不爱玩儿炮仗了。但大白炮到情结永远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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