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新词酒一杯：漫谈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救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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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新词酒一杯：漫谈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救国论”

泱泱中华，从来都外邦来朝，今竟沦为弱国，且“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景何况，此情何堪！仁人志士，贩夫走卒，同起救国之心——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电影《十月围城》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情状。在“夷技救国论”、“洋务救国论”、“实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资政救国论”、“维新救国论”、“共和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社会主义”救国论等的各种救国论中，因历史原因，“基督教救国论”后来似乎很少被提起，但在那时却影响甚大，且和其他救国论合力推进而有实践贡献的。如今“基督教救国论”这个名词概念很少提及，但在当今仍有意无意中暗中涌动着这种思想。

一曲神州的时代歌谣

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写到：“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坚船利炮而至，教会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远过于今日所能想像 。故民国前后，有基督教背景的学人亦不在少，如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皆幼年受洗；陈垣 、王治心、谢扶雅、许地山、吴经熊皆信徒；杨宽晚年亦昄依天主，而徐松石为牧师，徐宗泽、方豪为神父，尤以神职而兼学人者也。”不止学者文人，民国中央政府建国初期的代总统、七成高官为基督徒。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中，基督徒的数量在60多人，占总比的25%左右，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可谓基督徒世家；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革命猛将黄兴、陆皓东、冯玉祥、佟麟阁等；教育家刘湛恩、刘子如、当了十八年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南开之父张伯苓；“万婴之母”的医学家林巧稚；称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何启；博学家冼玉清；第一位华人女护士黎亚妹；最早的工程师、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作家冰心、林语堂等，他们如同天上的繁星，在中国历史转型之际，绚烂着，照亮着。而星星们背后的幕色乃是大片大片的教会和教会学校，从孤儿院、福利院、小学、中学到大学等。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基督教救国论”似乎自然而然，有土壤、有雨水，天时地利人和。1912年新年那天，淸帝宣诏退位，却又出来一个皇帝袁世凯，以及那些没有称帝的跃跃欲试者。整个社会风气和道德情况还不如满清时期，有志于救国救民的文人知识分子们才认识到，最重要的还是国民性，国民性不改，中国难以起步。各路“高人”切切寻找救世良方：有人找到印度文明及其发展模式；有人找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并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有人找到 达尔文社会主义，乃至斯宾塞的进化论……日本关于国民性的著作被翻译，诸如福泽渝吉的《文明论概略》，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等。不少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所写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许多著作被出版，如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大多传教士和中国文化基督徒都不遗余力的宣传欧洲文明能强大在于基督教，让人感觉基督教俨然就是当下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

于是乎，“基督教救国论”从大力提倡耶稣的美好人格，到进入政治的实践，影响越来越大。陈独秀在《新青年》1920年2月第7卷第3号将耶稣的人格精神归为三点：（1）崇高的牺牲精神，（2）伟大的宽恕精神，（3）平等的博爱精神，并说：“这就是耶稣教我们的人格，教我们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底根本教义。”（《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第16-1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北京）明确提出以耶稣人格救国的是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此后青年会致力推广这一思想。其中北美洲基督教青年会巡回干事美国人艾迪博士1915年和1918年两度来华，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中国文化的缺点和基督教的优点，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学校放假让学生前往，有识青年皆前去听讲。1923年10月16日至21日，青年会第九次全国会议在广州岭南大学举行，会议选出了包括王宠惠、冯玉祥、孔祥熙等国民政府高官在内的72位委员。20日孙中山到会并发表《国民要以人格救国》。1926年青年会十次全国大会确立的总题改为“人格立国”；1929年青年会十一次全国大会确立总题为“人格建国”（转引自黄文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公民教育运动(1923~ 1930)》，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同时曾任清政府翰林院编修的徐谦，在1917年提出基督教救国主义，1920年他在上海成立“基督教救国会”，并深信福音书中基督所救的是“人”、“国”和“世”。徐谦是冯玉祥和孙中山之间的联系人，在政治上多方斡旋，促成邀请孙中山北上等事件。基督教救国主义提出之后，受到部分基督徒的反对，认为有违基督教教义，故而去掉了“教”字。它其实与耶稣人格救国相似。

救国心切的复杂处境

“基督教救国论”产生发展于迫切救国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在教会内、教会外，都面临中复杂的处境和种种异议。西方的自由神学随着社会福音派进入中国，因其强烈的社会关怀，而得到了教会和社会上不少人的热烈回应。吴耀宗、吴雷川、晏阳初、赵紫宸、刘廷芳等让“基督教救国论”成了当时教会的显学。基督教青年会等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从事社会改良、平民教育、科学普及、体育运动、书刊出版、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等，让人感到基督教救国如此切实可行。但基要派指责社会福音派在真道上妥协，关注社会事务超过传福音工作，王明道甚至斥责吴耀宗为“不信派”（摘编于吴保罗 《从历史上认识基要派和自由派》）。

1922年开始的“非基运动”猛烈地质疑和挑战着“基督教救国论”。这其中的因素是复杂的，比如：

1、五四事件后，知识分子又从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任务中退却下来，重新返回政治革命的道路去。他们彼此的分裂，组成各样的政治组织和团体，进行各种政治实验，希望将所信奉的理想实现出来。这些组织对政治形势和救国策略有不同的理解，冲突无法避免，甚至将问题两极化、非友即敌。基督教在此时期遭到彻底否定。陈独秀曾将教会的组织与耶稣的人格精神分别开来，批评前者而肯定后者的价值，但后来也全面否定基督教了。

2、无神论的思想传播广泛而有力，科学主义大得人心。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发起宗教问题大论战。绝大部分学者皆认为，宗教作为历史的产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它原有的社会功能，亦可由其他东西所取代。当时无神论思想的普遍从一个例子可见一斑：一位政府官员对某传教士说：“从前做基督徒的，总爱对别人说他不拜偶像。但今天这个注脚已不再能做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间的分判了。因为有更多非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

3、对基督教的攻击，并不纯粹是学术讨论，思想和政治观点不同，很多是基于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将基督教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部分，而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力攻击。（以上参考了梁家麟的《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以吴雷川为代表的教会人士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仍执于己念，将耶稣描绘成道德楷模和革命家形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烜，《国家兴亡，教会有责—吴雷川的基督教救国思想评析》，哲学百家，2009年2月）。简又文的《救国的基督教》一再指出基督教不仅拯救个体，还拯救一个民族和国家，耶稣就是我们民族的拯救者。在该文中还举了基督将军冯玉祥的例子，并将孙中山先生比喻为摩西。“还有学者阐述耶稣也是无产阶级，耶稣也是大同思想，耶稣是一个革命家。基督教学者王治心更是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直接来源于耶稣……然而，非基运动之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数十年的努力几乎崩溃。”（语出李道男的《精英与平民的对决——对非基运动的反思》）。

警醒“救”字的失味变色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6-8）门徒们跟过耶稣三年，经历过祂的死里复活，听过关于神的国的教训，仍然这样提问。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基督徒们这样热忱地大推“基督教救国论”似乎也无可厚非，并也确实在其中做出了一些影响和贡献。但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去痛定思痛反思，历史的悲剧还会上演，甚至成为闹剧。非但没有成为福音的美好见证，反成某些“精英人士”的意淫之作。

有哪些要警醒和悔改的呢？至少这些是明显的：

1、务要竭力追求认识上帝，“认识独一的上帝并祂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圣经上的话是实实在在的，基督信仰不是某种工具，明知如此，仍急功近利的把基督教和救国划上等号，去掉耶稣的神性而人为使用之，这不是画饼充饥，那是什么呢？

2、正因为没有真正地追求认识上帝，和上帝在时代的作为，以致于某种属灵的骄傲而遮蔽双眼，看不见一战的发生使欧美在国人眼里的形象已经大不如以前；以共产国际所代表的平民运动正在影响全世界；民族国家的觉醒与蓬勃成长……在这种情况下谈基督教救国，连一些教会本身的部分人都不买账，纷纷支持废除国际不平等条约等。

3、随从自己的需要而将耶稣塑造为一个革命领袖、杀身成仁的英雄、道德楷模、国家的拯救者、灵魂的教主等。背乎了耶稣作为上帝的道成肉身，所带来的“天国近了，当悔改！”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基督徒开始认真思考非基人士对基督教的种种指责，承认非基运动为“我们的诤友”，提出基督教要自省，要自修。”（摘自罗伟虹编的《中国基督教（新教）史》）

4、当悔改的不是别人，而自己。人当求的是圣灵的能力，求的是福音被见证，主耶稣的名被高举。而非扯着上帝的虎皮，要成自己的大事。利用基督的话语来为自己“立德、立功、立言”，这些终究是草木禾秸工程，经不得火烧。

5、在热心追求基督信仰时羼杂人为理想之心，将“中华归主”这一异象具体为某种政治推动目标，力图建立在地上的天国。再无意中契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修养与大志，将基督信仰作为此理念实现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