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回老家，待了将近一个月。
以前，总是极不情愿，磨磨蹭蹭到了年根才回，有一年甚至编了个找了个外地女友改去她家过年的瞎话，没有回去。回去了，也是盼着尽快返回，看什么人都不顺眼，尤其是父母，尽量不搭话，一搭话就吵架，最早一年初三就负气离开。
也许是父母老了，老得依稀望见了生命终点，认了命，不再对我抱有改变的希望，也许是终于体谅到一点我的无奈，有了理解，前所未有地没有吵，使我不知不觉地过了这么多天。
是乐不思蜀了吗？也不是。不过是家里的处境有所改观——改观而已，离乐还远，城里那边的处境有所劣化，两边的心境接近齐平，没了明显的高低，我这滩水第一次无所适从，不知该流向何方。
直白说，我萌生了告老还乡的念头。
在外混迹了二十年，两手空空，又回到生命的起点，等于是脱了伪装，向所有对我有所期待的人道一声:我认输。从此放下维护了二十年的颜面。
颜面于我，如同包袱。我为颜面所累，可谓源远流长。
早在村里上小学，我就觉出，家人亲戚还有乡亲，便对我抱有格外期望，以为我成绩好，将来会有出息。又一路到了城里最好的中学，再到所谓大学，那期望便更高一层。毕业后没几年，进了一家省级媒体，更让没有见识的他们觉得，果然没看走眼，这孩子有出息。
但我其实有多渣，我自己最清楚。他们单凭我从小成绩好，就判定我智商高。我也一度自以为是。到了三十多才醒悟，不是智商高，是专注度高。要想有出息，专注度尽管也不可少，但论分量，和智商还是没法比。专注问题可以修复，智商问题绝不可能。
实际上，我到了初三便学得吃力起来，升高中，就主要凭的是运气而非实力。到了高中，更明显了，三年倒数，高考落榜，复习一年，只因录取分数线比上年猛跌之故，才勉强捡了个三本。继续吃力，挂科多多，最后连学位证都没拿到。后来进了媒体，也是阴差阳错，和实力没大关系。但老家人哪知道这些，于是“大学毕业省城工作”的标签，从此成了我颜面的核心。
为了颜面，我默认了他们的标签。因有意无意地，我成了“我的叔叔于勒”。
中国的于勒数量庞大。最好的，是年年讨论着要不要逃离北上广的那些，最低的，就是我这种，连个三线城市都无法立足。他们的共同点是:农村出身，智商情商都不高，凭下死功夫或者运气，上了个二本三本，自此以大学生和城里人自居，与老家人刻意保持距离，学业完全荒废，勉强毕业，出了校门，尽管一无所长，开始仍以知识精英自居，几番碰壁之后，意志消沉，浪荡多年一无所有，慢慢接受了吾本屌丝的现实，唯有在老家人面前还假扮一番。三十岁以前还好，之后一年比一年尴尬，终于装不下去，崩溃。
是于勒们咎由自取吗？是，但我认为不全是。外界加在于勒身上的包袱也难辞其咎。
我们的社会不单成功标准单一，成功的途径也是单一——考大学，至少我了解的多数家庭还是如此。另外，尽管大学教育已经近乎普及，其在农村人眼里的精英色彩仍未褪去，这就导致许多人被寄予了过高期待，误入歧途，进而骑虎难下。
本来，如果现实点，依据实际的智商情商，他们应该选择另一条路，另一种职业，早早找到适合的人生定位，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平凡的幸福而无需背负自甘平凡的愧疚感。但没有。而是以虚妄的奋斗虚掷着他们自以为充实的青春，结果就造成一个群体性的尴尬:城里待不下，农村回不去，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王小波说痛苦本质上是对无能的愤怒。那么，无能感又来自哪里呢？在我看来，就是高于资质的欲望。泛滥的高等教育，制造出无数精英幻象，过度放大了资质平庸者的欲望，令其在长久的无望中痛苦。
这痛苦是泡沫，也是包袱。于勒们，不妨尽早认清自己，放下包袱，来一场自我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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