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侧的阁楼下连着一张厚重樟木的梯子。与阁楼相连的是东侧的大房。大房西墙相连着一间小厢房，约5平方米左右。小间南侧外墙有一个木栅带双开的油纸小窗，西侧内墙是木栅的大窗。西侧内墙外是带南侧门的相同见方的小厅，小厅北侧与大厅相连。
阿花的婚房布置在小厢房。门正对面是一张新做的镂空雕花红油漆画的木塌床，土黄色的蚊帐布挽着别在了床边的挂钩上。床顶幕布是一帘红布的花球。床尾与墙相隔的间隙，40公分见宽，是一帘棕色粗布的门，门后是起夜解手的桶。
婚床尺寸长205公分，宽145公分，高260左右。床顶没有装饰封盖。床里侧正中间是一横实木的板，板上是放两个随嫁木箱的地方。随嫁的床头柜没处安放，贴墙摆在了小厅里。
新婚第二天一早，阿金煮了一碗猪肝面线来到房内，看到蚊帐还放着，小两口还未起床，直接一碗砸在了地板上。这也是阿花回门的日子。
那时的婚俗，新婚的夫妻，在未怀孕的时候，妻子不能常住夫家。同房一天或两天，妻子就得回娘家去，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由丈夫上门叫，再过来。否则，会被视为放荡，会被耻笑。在干农活的间隙，地里的新媳妇，总要被同村人谈笑。
阿花很守规矩，一回家，就回好久，阿文不去叫她都不回婆家。结婚三四年才怀上孩子。先她嫁到同村的发小，结婚五年了，肚子还没一点动静，一度让婆家怀疑是不生蛋的种，后来跟阿花差不多时期怀上，才没被休。
（四）
生了孩子后，阿花就住在了婆家。第一胎生了个女儿，阿红。那是1979年，改革开放第二年秋。秀儿操办了孩子的满月宴，请了阿花娘家人，用了家里仅有的米和面线。
那时候的人，做客吃桌都很讲究，基本上只吃一半，然后给主人家剩下一半。生活物资紧缺的年代，这是对彼此的善，同时也给主人家留下口粮。请客的饭菜，虽也粗糙，但是对于主人家来说，也算是过年才能吃一次的牙祭。
阿花生完孩子不久。阿兴经人介绍，也讨了个媳妇。婚房还是在小厢房。阿花将婚床腾了出来，让给了阿兴结婚。小家庭在外面小厅搭了个小床，挤在那里。
生了孩子，阿兴又讨了媳妇，家里的生活越发的困难。大锅粥，稀得捞不着米粒。阿红小，不懂事，老哭。阿花每次去打饭，都只剩下一些汤水，地瓜干或者米粒都少得可怜。一次，阿花抱怨了几句：“一家人都是饿死鬼，啥都不剩，就不知道给小孩留点吃的吗？”被秀儿听到了，直接骂了回去：“那都不能吃吗，那得吃山珍海味吗？我们家可供不起。”然后甩脸色。阿花委屈地端着那稀得不见米的地瓜渣的粥水，然后抱着阿红在小巷子哭了起来。
生活很艰苦。阿花很能干，也很能吃苦。嫁了个阿文，说是萍姐许过愿，在他16岁的时候，办个十六岁生日宴，却没有办，于是开始患上了疯症。别人说是村里的神明要找他当僮乩，也有说是发大愿没达成，被阴魂缠身。秀儿认为他是在发神经，有精神病。
阿金的疯症也偶尔发作，发作时，总会四处乱跑，一次还跑着去跳水库，被阿花给拉了回来。疯症犯得严重了，还需要绑在椅子上。年纪越大，越严重。后来关进了精神疗养院强制治疗一段时间后，长期用药控制。
（五）
改革开放后，阿文跟着邻村的师傅学泥水的手艺，那时候29岁。刚开始没工钱，后来一天工钱五分钱。
不久，阿花又怀上了。好吃懒做的阿文，啥也帮不上忙。缺衣少食，又照看孩子，还得出工上工分，忙上忙下，焦头烂额。在过度劳累后，孩子没保住。痛苦也只是自己默默受着。
第二天又爬起来，到地里上工分。
隔年，又生了一女儿，阿霞。那是农历1982年的冬天。泉州的天，大量降起了霜，晨起的水库还结上了碎冰渣子。生完孩子的第二天，秀儿对阿花不管不顾的，阿文也像个愣头青啥也帮不上忙。所有洗刷的活，还是得阿花自己上水库边做。然后继续上工賺工分。
生完孩子，娘家人，过来看望。满月的时候，阿花想着要回请娘家人，却被秀儿讥讽地拒绝：“请什么请！生个女子，有什么好请的！你家那么有钱吗？生了个宝贝吗？”
阿霞出生不久，村里就开始了分田。阿花，提出了分家。自己经营自己的天地，起早贪黑，虽也艰难，却也过得舒心。
阿花的父亲阿财，虽然是个粗人，脾气也很差，但是对仅剩的女儿也是很关心和照顾的。经常接济他们。阿花娘家离海边也近，不上工的当子，也可以到海边捞点还货。
合作社的时候，阿财也是社里的主要队员，主管仓库物资财务。那时候阿花才十几岁。阿财是个正直的人，看到村里的那些干部总是挥霍着社里的物资，看不下去，也不同流合污。有一次被几个带头的叫人闷在巷子里爆打了一顿。从此，不大敢去社里，让阿花顶上了他的空缺。
阿花也正直，但是懂得变通。反正别人开小灶煮大锅饭，喊吃就一起吃。分发什么东西，该拿就拿。对合作社社员分发物资，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从阿红出生开始，只要一下大雨，阿财总要连夜提着燃油的灯，穿着厚重的蓑衣，走十几里的路，赶过来看看她们娘俩有没有被雨淋着，生怕陈家那老房子倒了。每次他出现在东侧的后门上，阿红总会被他那装束吓哭。
分家后，在娘家的帮助下，阿花在房子后面的空地上，盖了石块和土坯的两间房子。从此一家人搬上了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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