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某个下午，先生开车送我去医院做一年一度的体检，说好他开车送我去，我自己坐地铁回，因为医院在市中心附近，很不好停车。
从我家小区出来，大概不到一百米，就是地铁站，中途换乘一次，到医院门口下。加起来总共八、九站吧，坐地铁还是很方便的。之所以让先生送我去，主要还是我想在车上睡一会儿，这午睡的毛病，很难改。我们在两点差一刻时出门。
一路很顺畅，40分钟左右就到了医院附近。我开始准备下车要拿的东西，突然想起了手机。“哎呀不好，手机好像忘带了。”一路上我要么跟先生说话，要么打着小盹儿，就没有看过手机。
包里胡乱翻了两遍，没有。座位上也没有。心里一阵慌乱。“真的忘带了？”先生半信半疑地问。
“嗯……，真的忘带了！”我想起来了，手机在家里充电呢。我想出门前把电充足一点。因为充电，没有把它跟包包放在一起，出门时被别的事一打岔，就忘了（前不久还刚刚犯过类似的错误）。关键是现在才想起来。“回去拿吧，没有手机肯定不行。”先生果断地说。
我不想跑来跑去地折腾，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等等，等等，你开慢点哈，让我好好想想……”
我慢慢冷静了下来，脑筋开始飞速旋转。我带了身份证、医保卡、公交卡，还有一百多元的现金。除了手机，其它该带的都带了，关键是医院能不能进去……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听了我的分析，先生松了口气。“其它东西都带了就好办，医院和地铁应该可以刷身份证，”先生说，“这样吧，我找个地方把车停下，跟你一道去医院，你能进去我再走。”
我也是这个意思。本来可以不劳烦他停车的，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停车好难，一年比一年难。疫情发生后，医院附近的马路边停车位全部取销了，周边小区也不再让外来车辆停车，付费也不行。医院的停车位更不要想了，估计上午一开门，就差不多满员了。绕着医院周边兜兜转转，20分钟后，终于在500米开外的一个写字楼的地下车库，停好了车。500米就500米吧，迈开大步心情忐忑地往医院赶。要是坐地铁过来，地铁出口就在医院门口。要是坐地铁过来，进站时就会发现手机没带，回家拿手机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后悔晚矣。医院的防疫措施严格得吓人，进医院的通道绕来绕去好几个来回，有两个关卡，核两次健康码，门诊大楼的墙壁上醒目地贴着《请出示健康码和预约信息》的提示。我有预约，可我没带手机，没法出示预约信息……难不成现在没有预约，就不能来医院看病了？我一边排队，心里一边犯着嘀咕。
还好，工作人员没有真的要求出示预约信息，两个关卡都可以刷身份证通过。首战告捷。先生目送我进入挂号大厅，忙他的事去了。剩下的就看我自己的能耐了。挂号大厅熙熙攘攘，排队挂号的队伍弯弯曲曲，缓慢地挪移着。因为出来得早，尽管在周边找停车位花了不少时间，我还是在约定的3点之前挂上了号。挂号费中，有21元不能从医保卡中直接扣出，要另外支付，匪夷所思的规定，一直如此。还好我钥匙包里放了一百多元的现金，放了很久很久，今天终于派上了用场。剩下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我今天只是来医院开体检的检查单，预约检查时间，当天做检查是不可能的。医院生意太兴隆了。这不，尽管我有预约，候诊还是等了足足一个小时，而医生给我开单，只花了几分钟而已。
检查费用全部由医保卡支付，很顺利。出了医院，直接坐地铁回家。虽然先生估计地铁站可以刷身份证，但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
果然，在地铁站安检口，我被拦了下来。“这里不能刷身份证，只能刷手机。”年轻的安检小姐说。“那怎么办？我没有带手机。”“您出去右转，到服务中心用身份证登记一下。”
我舒了口气，登记就登记，只要能让我上地铁就行。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是个胖小伙，我说明了来由，他接过我递上去的身份证，在电脑上操作了两下。“您这不行，我们电脑系统只能查看60岁以上居民的身份证及相关信息。”“不是说过来登记一下就可以的吗？”我指了指安检那边，疑惑地问。“我刷不了您的身份证，看不到您的核酸检测信息，登记也没有用。”核酸检测信息？我愣怔了一会儿，灵机一动，说：“我是刚从医院看病出来的，医院都刷了我的身份证，让我进去了，说明我的核算检测没有问题。”说着，我拿出医院的挂号单，预约的检查单给他看，证明我是刚从医院出来的。他看完我的资料，迟疑了片刻，然后用步话机把情况汇报给了他的上司。
看来有戏！我在心里为自己的聪明机智点赞。不一会儿上司来了，是位三十不到的女同志。她又煞有介事地听了一遍同事的汇报，草草看了看我的资料，然后把它们递还给我。
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她。“这个不行，除了核算阴性证明，其它都没用。”她摇着头，面无表情地说。我这个气呀。“怎么不行呢？这些资料证明我刚从医院出来，对不对？进医院检查非常地严格，医院能让我进去，证明我核算肯定是阴性的呀。”我忍着心中的不快，申辩道，并奇怪他们的木鱼脑袋怎么都这么不开窍。
她诡异地笑了笑，说，“那不一定。”我不解地看着她。她撇了一眼四周，压低嗓子，唯恐除我之外的旁人听见似地说，“因为医院也可能给熟人开后门。”“开后门？”
我又好气又好笑，多大点事，至于吗？但转念一想，她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国人办事，喜欢讲人情讲关系，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开后门，为什么扫码这一块不可能呢？
他们想得够仔细的。可我不甘心，因为我知道我是“安全”的，我也没有开什么“后门”。然而我无法证明自己。我只好说：“你说的这种情况是特例，你不能把每个人都当成特例吧？”
“我也没办法，我只能按规定办事，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说完，她眼睛还向头顶上的摄像头瞟了一眼。看她公事公办、油盐不进的样子，我火气真的上来了。“不要动不动就规定规定的，规定也是人制定的，就不能灵活一点吗？就不能多为老百姓着想一点吗？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身份证扫码呢，那么多地方都可以刷身份证，你们地铁倒不能刷。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
我连珠炮地发问，加上音量有点高，有几个路过的乘客围观了过来。其实我是特意说给摄像头听的。“这样吧，我让人陪您到医院去刷身份证，只要看到核算检测结果是阴性，我们就放行。”
女上司息事宁人地说，表情明显缓和了下来，眼神甚至有点恳切。
“太折腾了。”我余气未消。
“这样，您要是放心的话，您把身份证交给我们，我们去医院给您刷，您就在这里等着就好。”
“不行不行，”，我也连连摇头，“不是我不相信你们，但身份证不能离开本人，这点原则我还是有的。”“唉，我已经让步了，要是您还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了。”
女上司苦着脸说。
看她的样子，我知道再坚持已经没有意义了。其实，站在她的角度，她也没有错。尽管她的解决方案有点折腾，毕竟能解决我的诉求。于是，我无奈地在她的另外一个同事（现场巡视员）的陪同下，又回到医院大门口。快五点了，医院门前的长蛇阵队伍已经不见，负责扫码的工作人员只剩一个，东张西望地也准备撤了，再晚几分钟，这里也扫不成码了。
医院工作人员一看我们的架势就明白了来意，看来我这种情况不是个例。认真地看了扫码机的扫码结果，巡视员小伙子点了点头，把我送回车站，让安检人员放行。
终于坐上了地铁。回到家里，先生听了我在地铁站的遭遇，连连说：“想不到地铁站居然不能刷身份证。”“也许地铁的站点太多，全部配备身份证刷码机，成本太高了吧。”我说。
回来的路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那你就坐个出租车回来呗，何必跟人家起争执，胡搅蛮缠的。”
我，胡搅蛮缠？
刚刚发生在地铁里的一幕从我脑海里掠过……“嗯，也许工作人员会这么认为吧。”我有一点点沮丧。
沉默了片刻，我若有所思地说：
“但我觉得我有道理啊，所以我才去努力争取的，而且我成功了！”这么一想，我很快又转悲为喜。
“看来没有带手机，也不是那么可怕。”最后，我得意洋洋地总结道。先生看着我，把头摇得像货郎鼓，脸上则是一副“你无可救药”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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