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无名的短马路。在北京市区交通图上找不到它。马路左侧，一幢幢高楼比肩耸立；右侧，几乎完全被一座仓库的围墙占据。围墙一人多高，去年国庆节前，刷成灰色。国庆节后，灰色的围墙上开始出现红的、白的、黄的油漆以各种字体书写的广告。于是围墙有点儿“浓妆艳抹”似的了。这又是一条只有一端可供行人和车辆出入的短马路。它的另一端是小河。小河载入了它的另一端。否则，它的另一端也许会伸延得很长……
就在它的另一端，在围墙沿河畔转角处，有一间小房子。说那是房子，实在降低了房子的标准。因为它太矮了。房盖比围墙还低。也太小了。从外看，并不比书报亭大。房盖是油毡纸的。窗上无玻璃，木条十字交叉钉着蓝塑料布。在它的旁边，是一个比它大些的棚子。棚子只有油毡纸铺的盖儿，没墙。却也不能说没墙，只不过那若算墙，也降低了墙的标准。所谓的“墙”是用拆散的纸板箱的纸板拼凑成的。下半截拼凑的还挺严实，上半截靠各色塑料布挡风遮雨……
那“房子”里住着一对儿外地来的乡下夫妻。男人三十来岁。女人二十六岁。他们在那棚子里为北京人弹棉花。他们已在那儿住了五年了。他们的临时居住是半合法的。因为他们每年都能办下暂住证来。这是合法的一面。马路对面的街道给他们办的。他们老实得像只会弹棉花的动物。他们一磨，街道的人心一软，每每网开一面地就给办了。但他们那“房子”和那棚子，又实属违章“建筑”，早应当拆除。所幸在路尽头，又在河边，被周围十几株树隐蔽着，一次次地蒙混过关了……
北京虽然是全国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却仍有舍不得花一百多元买新被褥，而更愿花十来元钱弹软一床旧棉套的人家。这样一些百姓人家，是那一对儿乡下夫妻的“上帝”。
他们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女儿了。才两岁。在乡下。由他们的父母轮流抚养着。
春节前，他们原本打算回乡下去与亲人们团圆的。活儿积压得多，就日夜突击地弹。最后一件被人满意地取走了，竟到了四日的下午。而这一天正是除夕呀！
女人说：“你什么也别管了。该收拾的我收拾。快去买晚上的火车票，咱们得争取初一这时候到家是不？”
男人表示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带着一头发一脸一身的棉絮，匆匆地出了门。
他回来时，女人什么也没收拾。女人在床上酣睡着。那是一张旧单人床。他们给一户人家弹了两件棉套，人家用那张床抵手工钱了。单人床睡不开他们两口子，加宽了一块板，用些砖垫着。女人的睡状，像个困极了的孩子。她的头侧枕在枕上，身子伏着，手臂压在胸脯下边。她的另一支手臂垂在床下；另一条腿也垂在床下。而且，脚蹬着地。仿佛那只脚在酣睡的情况下还使着劲儿似的。显然，男人刚一走，她就那样子扑在床上了……
前几天北京寒冷，这女人感冒了。酣睡着的女人，两颊绯红。一线口水，从她半张着的嘴角流在枕上，竟已积成了一个围棋子般大的“珠子”。男人搓了搓手，想伸手去摸他女人的脸颊，看她是不是还在发烧？但他的手并没触到她的脸颊。他俯下头去，用自己的脸颊去贴女人的脸颊了。虽然外边的天气很暖和；虽然他的双手并不冷；虽然搓过了——他却仍怕自己手凉。女人的脸颊热乎乎的。女人还在发着低烧。女人睡得那么香，并没被她男人的脸颊贴醒。
在二年的除夕，他们不说二年，因为这个话题实在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也不看春节晚会的实况转播，因为他们没有电视。
他们在北京的这一个临时的“家”，那一时刻静悄悄的。因为他们该弹的棉絮都弹完了，不必像往日连夜加工了。
也没音乐，没相声，没歌曲，没广告介绍，没名人与主持人或名人与名人的侃侃而谈，在寂静之中，在人类已燃用了几千年之久的烛的光耀之下，只闻一个男人对他的女人喃喃喁喁的昵语，以及她唇贴着他的耳对他说的话；只有一个男人对他的女人的爱在热烈地进行着，以及她柔情缠绵地奉献给他的……
忽然，一支红烛说话了：“我们照耀着的是什么？”
它问那一支快燃尽的烛。
“两个人。”
被问的烛“老泪纵横”，以渊博的口吻回答：
“两个人在干什么呢？”
“在爱。”
“爱是怎么回事？”
“爱对人很重要。靠了爱，他们应付起那种叫穷困的命运就容易多了。”
“我喜欢照耀两个在爱着的人。”
另一支红烛插话了：“我也是。爱看起来很美。让我们将我们的烛光接近吧，让两个在爱着的人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祝福吧！”
于是两支红烛的光首先相互吸引，渐渐的，两个桔色的光环有一段弧“吻”在一起了。小小的空间顿时明亮许多……
那支已快燃尽的烛，在破箱盖上努力将它的烛光做最后一次腾跃，
它说：“我不可能继续照耀着他们的爱了，我的朋友，别了！”
它说完，淌下它最后的一行泪，烛光晃了几晃，越缩越小，缓缓地，灭了。
两只红烛的“吻”在一起的光环颤抖不已。
“我感激它。它告诉了我们爱。”
“我也是。”
它们哭了。烛泪长流。
男人和女人自然并没听到烛们的话。
在北京；在二年；在这间半合法半不合法的小“房子”里；在静悄悄的氛围之中；在吻合着的烛的光环的照耀之下；那男人和那女人的爱，是他们自己为自己举行的庆典……
是他们除夕夜至高的享受……
向每一个勤勤恳恳拼搏的普通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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