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到了,红薯收获的季节来了。
小时候,最爱吃蒸红薯。父亲刚把红薯从地里挖回来,第二天早上,祖母就会蒸上一锅红薯。红薯刚熟,我们兄弟俩就迫不及待的揭开锅盖,一股甜腻的香味立即扑鼻而来,袅袅上升的朦胧雾气中,半锅红薯水晶般静静的卧在锅里,通体红彤彤的,泛着光亮,红得透明,如涂上了诱人的滑丝丝的麦芽糖浆。弟弟抢不过我,我第一个把手伸进锅里,没想到却烫得吓人,却也顾不了那么多,赶紧咬上一口,滚烫的红薯立刻烫得嘴巴都合不拢,根本来不及细细品味甜香,红薯就被我囫囵的吞进肚子里。祖母在一旁笑眯眯地说:“慢慢来,还有呢。”往往到最后,锅里只剩下一个红薯,我和弟弟互不相让。祖母这时候就成了裁判,她把红薯分成两半,均匀的分给我们哥俩,可弟弟总觉得祖母偏心,分给我的明显比他的大,都囔着嘴扭着脸跑到一边去了。
有一回我生病发高烧,两天都没好好进食。半夜的时候,突然迷糊糊地嚷着要喝红薯汤。祖母起身,在灶间给我熬了一碗俨稠稠甜丝丝的红薯汤,还特地加了点白糖,那次真的是一次吃了个够。那滋味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觉唇齿留香。
乡村的红薯不好储藏,过不了一个冬天就会全部烂掉。祖母就会把红薯碾碎、过滤、晒干,做成红薯粉,或者蒸上满满一锅做成红薯果。记得那时候,祖母把蒸熟的红薯捣碎,掺上点白粥,再把他们糅合、揉捏,直至揉成一团。然后把红薯泥分成小团,每团用擀面杖压实、抻开,做成圆圆的薄薄的红薯饼。完成之后,祖母就会搬出几块门板,在门板上铺上新鲜干净的稻草,把做好的红薯饼一个个放在上面,等着太阳晒干。因为怕贪嘴的麻雀偷吃,我会主动承担看护的任务。一般的情形是,我端把椅子守在红薯饼前,看哪块红薯饼破了,漏下一小边,我就会捡起来吃掉。而这样的情形不是很多,有时候,我会故意掐破它,为的是多吃一点。祖母即使看见了,也不责问,还冲着我慈爱地笑。那时候,我家的红薯饼总也没有别人家的圆,没有别人家的好看。
红薯饼晒到半干,祖母就会用剪刀把它剪成棱形收藏起来,待到过年的时候,再放到锅里炒熟,就成了我们过年时候的又一个美食了。
那年冬天,天下着大雪,我从师范放假回来。汽车半路抛锚,十几里的山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簌簌的白雪和呼呼的北风,回到家,我已是又累又饿。祖母看着满身白雪,冻得发抖的我,眼里满是怜爱。她急忙下厨,为我做了一顿猪油薯粉大餐。祖母把薯粉和水兑在一起,搅拌后倒入冒着油烟的锅里,“哧啦”一声,薯粉一会儿就成了面饼。铲起来后切成条状,待锅里的水烧开,再放进薯粉条、猪油、大蒜、葱花。一会儿,一顿美味的猪油薯粉大餐就完成了。我就着海碗吃了两大碗,直到肚皮撑不住。那是我迄今为止吃得最美味的晚餐了。
后来,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谈了女朋友。我总是向女友炫耀祖母的红薯粉条多么美味,直说得她不停咽口水。我也盘算着合适的时候,带女朋友回家,见见祖母,尝尝祖母的猪油薯粉大餐。
可是,这一愿望终未完成,2003年的时候,祖母患病去世了。
再后来,我结婚,有了儿子。儿子从小生活在小城里,对于老家,他的记忆和感情都是模糊的,他不愿意回老家。每次母亲催我们回去,我就诱惑他:“奶奶家有好吃的红薯,我们去背一袋回来好不好?”费尽口舌之后,他才不情愿的跟我回去。
一如我小时候,他也十分喜欢吃红薯。每次回去,母亲做饭的时候就会在锅底埋几个红薯。儿子一个人吃得尽兴,母亲在旁边总是慈爱的看着儿子:“慢点吃,锅里还有,又没有人跟你抢。”我恍若回到了孩提时代,熟悉又温暖的画面重又显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个时候,祖母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可是岁月沧桑变幻,时间转瞬即逝。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懵懂少年已为他人父,岁月在我的额头上刻下了印痕,也在我的心间留下了回忆。爱吃红薯的爱好至今都没变,只是做红薯的那个人变了,母亲替代了祖母,继续着爱的传递。对于儿子来说,我的祖母完全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爱的符号,她只存在于我的故事里。他的祖母给予他的是看得见的爱,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呵护。他愿意跟我回去,完全是贪恋母亲给予他的实惠。
母亲逐渐老了,她愿意把更多的爱和温情留给我和儿子。于是她想方设法跟我儿子亲近,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就像当年的祖母一样。
三十年过去了,红薯也伴随了我三十年,只要母亲还在,它就一直会成为我家餐桌上的美食,甜腻腻的香味将永远萦绕在我家客厅。
薯香飘过三十年,唯有爱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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