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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秦汉魏晋史探微》
其本传谓序“表求运江州米十万斛、布五千匹以资军费，诏听之”。由此可知，朱序兖青军资得不到京口转输供给，不得不仰赖上游桓氏地境，因而他在军事指挥关系上和军队给养上都不具备在淮域持久活动的可能。太元十三年四月朱序西归，桓氏势力终于被从长江下游排除，东晋宗室谯王司马恬取得了兖青之职。
司马道子夺取北府兵的计划，成果无多，因此没有兵力以应付京口王恭的挑战。此点与道子父子不得不于两年之后甘冒风险而强征“乐属”为兵一事，我认为很有关系。
王恭和王国宝，同出太原王氏，一个是孝武帝皇后之党，一个是会稽王司马道子王妃之党。庾楷先是在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一边，但并无坚定立场。隆安二年司马道子以王国宝异母弟王愉为江州刺史督豫州四郡军事，侵犯了庾氏豫州利益，庾楷转与王恭联合。以后他又降桓玄，背桓玄，终为桓玄所杀。
司马道子控制淮域北府兵的计划既无成果，只有贸然征发东土免奴为客者即所谓“乐属”，移置京师为兵，以实宿卫。
孙恩、卢循以道教纽带与东土农民暴动结合而成的势力。从基本群众和他们的起事动因来看，这无疑是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吴姓士族据郡参加，是由于东晋征发“乐属”严重损害了他们利益的缘故。
与刘牢之同于此时回京口的北府将，还有晋陵人孙无终，而彭城人刘裕此时就在孙无终军中为司马。这是长期被搁置于荒裔的北府诸将南归的时机。南归诸将有附王恭者，也有附司马道子以供驱使者。郗鉴死后从未直接参预江南内争的北府兵，此时逐渐成为内争所赖的军事主力。
刘牢之北府兵渐具独立性，是王恭败死以后的事。王恭死后，京口的都督职任与刺史职任分离为二：原由王恭所刺以京口为治的兖青二州复改徐州，谢安之子谢琰为刺史；王恭所遗都督兖、青、冀、幽、并、徐等州及扬州之晋陵郡诸军事职，则由刘牢之继任，亦在京口。刺史不带都督，虽有州兵，不甚强大；而都督拥有重兵，北府督将之名遂专归于都督。
新近居位、处在历史演变关头的刘牢之，并不理解历史将向何处发展。刘牢之一生戎马，为当权者驰驱，目光是非常短浅的。他既不能综观时局，也就无法自如地运用手中有可能决定时局的北府兵。《刘牢之传》说：“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刘牢之先后屈服于司马氏皇权的名分和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惶惶然不知所措。
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人们处在历史转折关头，不免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古人更是如此。刘牢之是彻底失败了。他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思想理念，败于政治。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就随之瓦解，北府兵遂被分割于诸桓之手。但是从刘牢之失败中获得的认识，却大大地帮助了刘裕。后来刘裕准备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虽已没有现成的兵力可用，不得不另起炉灶，但是行动之前却是冷静观察形势，决不轻举妄动。
卷入上层政治斗争漩涡的将门人物不知如何自处，盲目被动，高氏和刘牢之没有实质差别。他们都是其时较低社会阶层夺取最高统治地位以代替门阀政治这一历史运动的先驱者和牺牲者。刘裕从前辈众多北府将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逐渐看清了道路。此中除刘牢之外，乐安高氏也以自己的失败提供了负面经验。
刘裕陆续消灭了他认为足以成为自己权力竞争者的一批北府将领。刘裕亲历旧事，殷鉴前人，知道除了逐桓玄，灭卢循，兴复晋室以外，还必须西征北讨，建立对外敌的疆埸功勋，才能取信于朝野，并于其中物色可以随同他“造宋”的人。刘裕必于灭南燕、灭谯纵、灭后秦，而自己已入五十八岁的迟暮之年，始敢篡晋称帝，原因就在这里。
义熙九年土断民户，规定“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意在继续维持京口、晋陵的特殊地位，使其中的侨籍民户但充北府兵，不必负担编户齐民的其他赋役。
北府地位的变化，始自文帝元嘉年间荆雍兵之起。武帝刘裕鉴于东晋荆扬之争，以荆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广远，资实甲兵居朝廷之半，遗诏令诸子次第居之。文帝刘义隆自义熙末年以来，均在都督荆雍诸州军事、荆州刺史之任，终于自江陵入承大统。
萧道成入据中枢，并不恃北府之重；他在遥领北府以后始成篡事，只是由于北府犹为辇下近藩之故。其后萧衍、陈霸先立国，在他们即帝位之前，都遥领南徐，或督或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梁书》卷二《武帝纪》，萧衍以襄阳兵入建康，于天监元年（502）即帝位后立即下令“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这意味着正式取消义熙九年刘裕所行徐州晋陵不在土断之例的规定，取消徐州晋陵民但充北府士卒、不负担其他徭赋的特权，从此京口再无军事优势可言。
以江淮流民为主体的京口北府兵，从建立军府起到罢省军府止，一共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它抗拒过胡族南侵，支撑过东晋门阀政治，也参预过江左政治权力的角逐，最后转化为江左皇权。北府兵在南朝初年的一段时间里还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然后逐渐从历史上消失。从此以后，它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过程，也鲜为人所道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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