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中，《红楼梦》是文学史上当然的老大，《三国演义》不能撄其锋。
胡适认为《三国演义》“不能算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是自宋至清初的“平凡的陋儒”的“共同作品”。
周作人在50年代谈到《三国演义》时说：“我近年重读一遍，很虚心的体味，总不能知道他的好处何在。”
但论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之深入民间，数百年来，中国至今尚没有能与《三国演义》比肩者。
苏轼《东坡志林》载：“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那时三国故事已闻之街头巷尾。胡适所谓的“陋儒”就是下层文人，一代代将三国的故事完整起来，成就了最后的整理者罗贯中。
可以说，《三国演义》的民间“出身”，决定了其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作为几百年民间文人的思想情感的汇集，《三国演义》反过来塑造了民间大众的心灵。
至今学界评《三国演义》，依旧说着追求国家统一，宣传忠义思想之类的老生常谈。其实这些都是表象，全搔不到“民间社会”的痒处。
民间话语在正统思想面前，往往有种狡猾的表达。就像《金瓶梅》，开头和结尾充斥着貌似正统的说教，不过是以权威话语作粉饰，掩盖其市民趣味，获得合法生存而已。
《三国演义》在民间塑造了两个最大的偶像——关羽和诸葛亮，我们可以从其间，透析些民间精神内蕴。
关羽已经成圣，官方吊之为“忠勇”，但民间崇拜的却是他的“义”。
皇权统治通过儒教将“忠”的观念强加于民众，但“忠”是一种上下关系间的伦理，民众永远处于被剥夺的弱势。而“义”则强调了一种平等关系间的道德观念，其间民众能有限地争取自己的权益。
“结义”就是与宗族、血亲之外的人，建立比亲属更深刻的人际关系，甚至追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里面有种轻贱生死的古风，超越了人之常情，就像宋江会为了“义”兄而杀害自己的小妾。中国的侠文化，也是从这个“义”字蜕变而来。
所谓“义”气，就是忠于某个特定的人际关系构成。在这其中，关羽显得顽固和古板，为了追随义兄刘备，他可以屡杀恩人曹操的将领，但在赤壁之战中，又不顾死罪，向曹操还债，策马放行。在两个矛盾的关系构成中，都要求全，关羽只好放弃生命。
易中天先生对中国南方把关羽奉为财神表示不解，其实这只是一种商人崇拜。商人要离开自己的宗亲、家乡，到异地与其他商人贸易，惟希望相互建立一种信“义”关系。这是商家道德，也是脱离熟人社会的个体之间希望达成的理想交往。而关羽就是真诚与信义的象征。
这种象征也使关羽成为民间秘密社会的共同偶像。
不知道诸葛亮理不理解关羽的顽固和古板，他在帮助刘备的手段上明显更加灵活，对待周瑜，甚至有些不厚道。
如果说关羽的成圣是一种性格的胜利，那诸葛亮的成圣则是智力的胜利。
《三国演义》的第一主角到底是谁？应该是诸葛亮。在诸葛亮出现以前，看客还在为吕布、关羽、张飞、赵云的武力陶醉，孔明一出，人们马上发现，决定政治成败与战争胜负的是智谋。小说成功地布设了一个“智谋”高于一切的游戏规则，诸葛亮作为智谋的化身，自然成为小说的主宰者。
关羽是下层文人们记录的民间塑造，但在记录中，下层文人也塑造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形象。智谋是文人的特长，而诸葛亮的身份是“躬耕于南阳”的“布衣”，也是来自民间的文人。所以民间文人们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把自己可能成为的人物（诸葛亮）的智谋做了最大化的处理。鲁迅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至于著名的“三顾茅庐”，杜中锋先生认为，让一个皇权代表对一个布衣书生低声下气，尔后“以师礼待之”，则有意改写封建王朝帝王与文人之间的主奴关系。作为民间文人的小说，作者用这种近乎“意淫”的想象颠覆了固有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制度，并且夸大其词的彰显自身的价值与威力——有一种民间“狂欢节”的味道。
鲁迅写过一段让许多人摸不到头脑的小杂感：“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说的就是道教少正统的道理，只有大大的“民间”二字。
如果读不懂《三国演义》，你照样不懂中国的大半，因为它已是中国民间的人才学、管理学、成功学、伦理学……甚至是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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