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不久，在县里当官的黄大伯的在南宁当老师的弟弟，带着媳妇和儿子回来了。我们村里的小孩一大帮便按惯例跑到他们家门口，等一小半天，每人分得一颗糖，然后就撺掇那个南宁来的-手里拿着一块淡黄色的看似很松软很好吃的，后来才知道叫做蛋糕的-小朋友出去玩。
出了他家门口，我们很自觉地围着这个从没见过的小朋友转，他身上的衣服鞋子我们是不敢想的，他手里的那块蛋糕却实在太诱人了。我们都希望他能看上我们手里拿的父母做的土玩具，然后他能掰一小块那松软的东西给我们尝尝。但到最后，我们都没能尝到这种从没见过、看样子应该很高级很好吃的东西，而这个从城市来的小朋友每伸手向我们谁要我们心爱的土玩具，我们都很尊敬很顺从地递给他，以期待他能更久地和我们在一起玩。
在现在的角度看，当时虽然穷，没几家能买得起工厂做的、城市里的商店才有卖的玩具，但我们一起玩耍的节目比现在的孩子们一起玩的节目还丰富得多。城市里来的小朋友带来的玩具，比如车、飞机模型，甚至是会走路的鸟都不耐玩。当时，我们村男孩子们最爱玩的就是木陀螺。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木陀螺，一个比一个做得好看。普遍的玩法也是绕绳子对砸，落地后比谁还能转得久，这只是动态玩法。在我们村，还有静态玩法，就是分两边比赛，每边四五个陀螺，人数平均。用石头剪子布决定哪一边先去把陀螺摆在地上，给另一边隔开固定的距离，拿自己的陀螺把地上摆的陀螺打散。
摆的样式，就像现在玩游戏要通关一样，摆法一个比一个难打中打散。几个陀螺竖着横摆，这是最容易打散的，是第一个关。第二关开始难度加大，陀螺相对投打的人是纵列着摆的，打着了就继续下一关，打不着就交换角色，下场摆陀螺给另一边去打。也是从头开始，到第三个关是把陀螺倒下来横排，第四关是倒下来纵列，第五关相对有趣，是倒下来围圆圈，中间竖着放一个陀螺，叫做“煮粽子”，第六关最难，只竖着摆一个陀螺，还把距离给增加了一小段，叫“打猴子”，打得着就全部闯关成功，打不着，就下场负责把自己的陀螺按上述的摆法摆给人家打。
这个南宁来的小朋友把我手上拿的木陀螺抓过去，很好奇地搓着，却始终没要我手中绕陀螺的绳子，看来他并不知道怎样玩。后来我们玩弹弓，他说他知道这个，但他没有。因为爸爸妈妈学校老师都不给玩。再后来我们一起玩自制弓箭上山打鸟、玩滚竹圈、玩打尺子（单手拿着一根短一根长两根木棍，然后扬手用长木棍把短木棍打出去，比谁打的远），这个南宁来的小朋友都不懂。也许是早就被父母兄弟梦想进城的说教熏陶了，在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同龄人面前，我们都没有什么自豪感。我们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那块淡黄色的看似很松软很好吃的东西，恐怕我们一辈子都很难吃得到。
从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新社会大概有两类人，一类是城里人，一类是农村人。国家优先给城里人好吃好穿的。农村人每年辛苦种田，到了夏天都要严格筛选一部分粮食交公粮给城里人吃。农村人养猪，要交过一头大猪后，第二年养大的才能自己杀。但很多家庭都不能这样顺风顺水的轮替着交猪杀猪，有的甚至很多年都没能杀过猪，没吃上一餐好肉。这样的政策叫做“统购统销”，但是，村里其实只有统购，统销说的是城里人的事了，村里没有肉票，没有粮票，仅有布票能和城里人平分。城里人就是公家人，什么都比村里好。
但是，农村人要变成城里人，变非农业人口，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已经出去的，老的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出去的，年轻的是几年才有那么一次的工厂到村里来要一个人的机会。机会看似比较大的是去当兵，但能选到的这个人，不但要身体好，家庭成份社会关系要好，我基本没希望。我外公是国民党县参议员，我爸娶我妈后，我三叔当兵的政审就通不过了。直到八十年代初，我表弟作文比赛全乡第一名，但乡里填表上报的时候他还什么名次都没有。能抚慰他那颗幼小的心的，是终于有一位能称得上是国家干部的老师来到这个国民党伪县政府参议员的家，在国民党伪县参议员的他的爷爷面前鼓励安慰他。
其实，国民党县参议员，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代表，我外公只是邻近几个村落里多读几本书的人，人缘也好，就选上了。直到临近解放，他才从赌徒手里买了几亩地。当时，他已经知道要变天了，有一个假扮成风水先生的地下党，来到家里和我外公他们一起探讨风水地理，闲时还偷偷教我妈妈我姨他们唱革命歌曲。外公也知道他的身份，他也说按当时我们村的情况，没有谁达到当时JF区划定的地主阶级的条件。他还说共产党来了分田地，不纳粮。我外公明确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种地不纳粮，那衙门里的人吃什么？外公还认为自己祖宗三代都是地道的种田人，没做过对不起乡亲的事，也没有多少田地，平时只顾堂兄弟一两个人做帮工。至于县参议员这个身份，更是为民请命，功在乡里，所以，就没有主动向共产党投诚。
谁知过一段时间，另一帮干部下来组织农会，宣布解放，立即就把我外公抓起来。第二天早上，正准备拉我外公出去枪毙，县里紧急电话来了，说我外公解放前夕接待过地下党，有些功劳，罪不当死，才把我外公放回家。解放后，土改时也没怎么挨批斗。但文革时就不同了，至少在我初懂事的那几年，外公，我舅舅我妈我姨的处境很糟糕。我爸爸我爷爷这边是贫农，我妈妈我外公这边是地主，我是半个四类份子。每次公社大队开大会，是别的小孩子们兴高采烈的时刻，却是我心惊肉跳感到恐怖的时刻。我外公我妈又被拉去和村里其他四类份子一起关起来了。有时甚至还被拉出来批斗。
当时我经常惊讶的是，平时叔叔伯伯叫的像一个家族一样亲的人，突然开个会，就被另一些人抓起来批斗了。比如我姨丈，到他同学那里借得一部收音机，在家里收听电台，第二天就被抓出来批斗，说他私通敌台。只因为他家解放前也有几亩地，虽然没顾过一个雇工，解放后划分成分的时候，村里没有富农，就把他家给划进去了，一有运动，他也是个斗争对象。一天早晨，发现他家后面的地里，有一根木棍撑着一个鸡头，木棍下面还烧根香，几个贫农立即就去拉他出来斗。最后查清，是村里某个贫农家里，半夜母鸡啼鸣了，才砍下鸡头拿到路边田里来烧香禳灾的。
最悲惨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村里几位民兵把我舅舅关起来虐待致死，这个悲伤的疑问萦绕着我整个童年。后来，试着询问叔叔阿姨们，他们也说不出个具体的原因，语焉不详的解释，是当时形势是这样的，是上面发动下来的运动。总的感觉，好像他们也不是很喜欢这样一开会就批斗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隔壁邻舍。
因为上面总是要不停地发动运动下来，而且运动发起后，被批斗的不止是那些地富反坏右，谁平时说话不注意，说不定下个运动的重点就是批判他了。大人们经常告诫小辈，平时不要乱说话，否则，说错了什么，一有运动下来，家里人就遭殃了。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通过经常的群众大会，通过大小喇叭，通过到处张贴的标语口号，让一个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男女老少人人都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
除了花花绿绿的标语，还有高大的板报、墙画。墙画有和蔼可亲的毛主席，有光芒万丈的毛主席。最刺激我和我的小伙伴的是那幅高大威武的工农兵形象，用铁铲、枪托砸向渺小无助的阶级敌人。我至今还记得一句很有趣的口号，因为我们村的房子就是沿着公路两边起的，而且两边房子都面向公路，公路上整天有外县的车辆通过。刷标语的干部就在面向公路的一整排房子的房间木板上刷着，“打倒韦国清，粮食三百斤，打倒伍振南，粮食吃不完！”。也许是是感觉这个口号没有直接关联到我们村和我外公我妈妈他们的四类分子，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在很多革命口号中，这个最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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