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
高考完后，就马上填志愿。也不知道考得多少分，当时的考试试卷都是手工评改的，答卷时，只把名字写在装订线外面，考完统一装订，盖掉姓名信息即可，其他完全和平时在学校印刷出来给我们考试的试卷一模一样。所以，评卷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听被抽调去评卷的老师说，每年高考完之后，就在各县高中都要抽调好几个专业知识比较扎实的老师到自治区统一布置的评卷点，一个疗养所会风景比较好的学校，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巡逻把守。评卷老师进去之后，就不能再与外面有任何联系，即使家里有什么大事都不行。进出车辆都要有武警战士押运，在外面看来，妥妥的就是一个监狱，只是围墙上没有铁丝网，评卷老师在里面的生活水平也很高，文娱活动也非常活跃丰富而已。
分数要考完后一个多月才知道。考完后，各科老师把考题拿来再演算一次，然后自己对照答题情况，自己估计分数。包括预考，已经考几次了，我知道自己的历史、英语还是考不好，就不敢往高处想。也不知道考上去读书后，还要家里负担多少，只希望千万千万能被一个学校录取即可，所以，就去询问一位在县糖业公司当司机的同村大伯，问他：一般情况下，城镇里面的孩子都希望得到什么工作？都希望报考什么学校？问了这些情况后，就绕着这些城里的孩子的希望，填报他们不喜欢的学校，连民族学院的预科班也不敢填了。结果，考得分数比我少的同学，倒反能考上了预科班，结结实实的上了五年大学。
高考过后一个多月，父母就叫我到县城一位远房表舅那里去等着看分数等消息。等了两天，到教育局去看，说录取通知书前天已经通过邮电局发下去了。回到家一问，家里没收到，父亲马上骑单车到公社邮电所查询，公社邮电所也说发下去了，给你们大队支书的，他没给你们吗？热情的邮递员马上和我爸爸回到村里来，找到大队支书，就是文革时的民兵营长。原来通知书信件昨天已经给他签收了，在他家里放着呢。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和这个大队支书有什么冤仇，即使他每次去公社开会回来，都喜欢说些吓唬我们的真假难辨的传言，我和我表弟也不敢有所怨言。记得初中刚毕业那年，晚上一帮人在他家门口乘凉，有人问到升高中的事，他就说升高中也要政审，成分不好的就老实在家务农吧。可国家的形势并没有停留在他的想象中。这回签收了GX商校寄给我的录取通知书，竟不舍得公布这个好新闻，还压在家里过夜，直到我父亲和邮递员找上门才拿出来。现在想来，应该是文革十年，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培养了这么一帮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就像是抓住了一条鞭子，文革结束了，甩鞭子的日子越来越少了，甚至有有鞭子也不能甩了。心里不免产生了莫大的失落感。当时，全国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大队干部，接到高校通知书后，是这样的无奈与不舍，还想讨论是否同意被录取人的升学资格？
当然，也有人确实诚心担忧起国家的高考政策。参加工作后才知道，当时在我们县城，高考刚开始就传颂着这样一首互相对答的打油诗：“一张白纸飞过街，哪个读书哪个乖，个个都上大学去，田里禾苗哪个栽？”不难看出，前一句应该是盼望高考，支持高考的人说的。后一句就是对高考选拔人才的政治正确性表示担忧的人说的。
拿到通知书，我的心情一点也没有激动，一是在县教育局查询已经知道考取什么学校了，二是考得的只是个中专，没达到自己的期望，心里想，这和范进相比，何止云泥之差。拿到通知书后，我粗略看了一遍，一位大叔想看看，我直接递给他。几个人看完后，我刚转身进屋，侧眼看见奶奶来了。慈祥自然的笑容远远就向着我展开，久久没有收敛，一边问我考上了吗？一边示意我进屋，然后竟伸手向我要通知书，我惊讶地递给她。因为我很明显地知道，从我出生到现在19岁了，不说书，连我的作业本她都没看过一眼。在这个小山村，1910年代出生的人，不说女的，男的都没有几个认得字。但我立刻明白奶奶的心情，马上递给奶奶。奶奶接过通知书，慈祥的笑容还没收敛，眼睛看着手中的通知书，一颗豆大的眼泪慢慢地从她那布满岁月刻痕的脸上流下来。看到这个情景，一股莫名的暖意，突然涌向我的心头，好像我的血液已经和奶奶的血液融合在一起，什么都不用说，其中意义都已经明白。祖孙俩就这样定定地笑着，谁也不说话。这时，外公来了。
“好啦好啦，这回好啦”，外公笑容满面地看看我，又看看奶奶，“也全靠他外公，早晚教他读书”，奶奶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通知书递给外公。“不能这样说，是学校老师教出来的，外公老古董能教什么呀？”，外公一边说一边进到屋里，找个凳子坐下，才拿出他的老花眼镜，一边手戴上，一边手就举起通知书来看。
在我当时的记忆里，外公来我家是非常罕见的，虽然我家离他家直线距离都不到一百米。一是因为他是外公，有什么事都是我爸妈去找他。再就是文革期间，国家把我们两家划为两个不同的阶级了，他多次被拉去批斗，都被告诫“只许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平时下地劳动，也是一路低着头。为了不牵连我家，他是连续好多年都没见过我家的凳子了。直到“四人帮”倒台，从报纸广播里看到听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很少听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宣传，他才逐步走出屋子。记得上一次来已经是一年前了，那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和父母闹别扭，把隆中的复习班录取通知书给撕了，妈妈急了跑去叫外公来劝我，不要放弃努力，继续到隆中复习。到今天取得中专录取通知书，已经过去一年了。
“好彩去年你听话，要不然今天你哪有这个成功啊”，外公笑着对我说，我坐在奶奶和外公中间，只顾傻笑。回想我成长的经历，虽然文革期间大人不敢经常去外公家，但我却没有停歇过，星期天碰到下雨不用上山打柴，我准在外公家看书，或者和表弟下棋玩。外公经常跟我们说“多读点书，将来即使当农民，拿把锄头都比别人乖”。外公还时常对着我们背诵他年轻时学到的文言文，比如“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但当时我对外公背诵的这些文言文，只感觉很高大上，却一点意思都不理解，我们最喜欢听的就是他和我们讲的孟尝君的故事，现在想来，如果文革初期不被抄家，外公也有很多线装书留到我和表弟们识字时看，那我们现在的修为可能会更好吧。
外公不单给我们几个表兄弟背诵文言文，还给我们讲很多故事，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是他年轻时，就和别人到县府去抗议，抗议“县长”改为“县知事”，说他们问县府里的人，“县长改为县知事，那是不是只有县长懂事，其他人和老百姓就不懂事了？”，因为这个故事，后来高中读到相关历史，外公一下子就变成我的偶像了，再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外公彻底变成我从西游记中看到的神仙形象。
那是到南宁读书后的一天晚上，学校开大会贯彻文件，说要成立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全国各地都要认真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集中处理文革期间发生的冤假错案。我当时立即惊讶，这不是外公说过的事吗？还没去南宁读书前，我在外公家和外公一起看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那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看完后外公说，文革终于否定了，那么，文革中冤假错案致死那么多人，政府是不是也应该有个交代啊。听到外公这样说，我当时心里嘀咕，外公这是不是有点“乱说乱动”了啊，所以，听完我一声不吭，还严格保密，回家后跟谁都不提起这件事，直到那天晚上在学校开会，才暗暗佩服外公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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