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生命的悲剧意识》（七、八章）

读《生命的悲剧意识》（七、八章）

乌纳穆诺表示之前的论述似乎充满矛盾，如同生命本身充满矛盾冲突一样，没有一个稳定的理论结论。为此他进一步表明，这些看似没有明朗非此即彼的结果，正是他的理论基础，“这一份内在的矛盾促成了我生命的统一，并且赋予我的生命有它实际上的目标。”也就是，这种矛盾本身的不确定性，促成了行动上的一致性，生命得以生长延续。

生命中心灵和理智的矛盾，构成了我们的生命形式，我们思考，因为我们活着。人们在对旺盛生命的渴求中，当然也无法否认回避理性、观念对行动的重要作用。但观念建立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成为我们行动的最稳固的基点。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行为活动，以某种他认为无可辩驳的教条理论来作为根基，那么他必然冒着成为一个盲目信仰者的危险。因为我们在道德上和哲学上的学说，都是我们行为与行动之后的一种后验学说，这些教条理论一旦发生改变或削弱，他所追寻的信条也会发生动摇，因此这种生命外在的观念并不可靠，但“潜藏于人们观念之下的素质可以拯救他。”

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创造，反映他所要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也可以说实践行动就是对学说理论的证明。而这种被证明的理论就是人生命中的永恒真理，心灵上的真理，这真理具有人类灵魂的不朽性，如同我们意识永存像宇宙没有终结。这终结真理告诉人们，所有行动在面对死亡时，也是“为了残存而成为永恒，而道德的终极意义在于使宇宙禀有人格的、人性的结局”。人在明知等候前面的是“空无”，但永恒道德的力量却是一种反向，与那些反宗教的无神论者决绝，赋予一切存在事物以永恒。

我们面对“空无”，所能做的就是以行动来抗拒命运，但这种抗拒不属于理性的事物，而是属于个体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角色。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才是人所具有的精神价值，她能抵得上整个宇宙。需要强调的是人的精神，而不是人的生命。对于精神而言，生命不过是一种奴仆的身份而已，相信个体精神，就会相信个人的不朽性。

乌氏用基督教救赎的说教，来完善自己对永恒的理论，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可能的奉献自己，超越自己。把自己的爱倾注到他人身上，使他人成为我的，也就等于使我自己成为他的，以此达到整个人类具有宗教情操集体性的团结意义。

由此看来生命悲剧意识，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悲观意识，也不能片面夸大个体的作用，在此他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和人与人团结的社会性。“能够使自己的精神长存、永恒。他唯一的愿望就在于把自己的精神烙在他人之上，并且也接纳他人的精神以为回报。”

歌德曾说：“人类得以不朽的信念，我主要是得自于行动的概念。”一个人如果陷入沉思冥想的空虚之中，不可能有任何的幸福存在。

修道院的隐士苦修，试图使自己精神上得到救赎，从而找到自由和永恒，这种脱离社会逃避律法约束的修行，曾风靡于中世纪在沙漠中禁欲苦行的生活方式，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不能回避律法的，自由离开现实世界将无法得到，同时要面对罪恶，因为罪恶是律法的产物，“我们需要逃避的是罪恶，而罪恶是集体性的。”

罪恶是集体性的这个事实，不能片面的认为罪恶是他人的，与我无关，或是把自己罪恶推向别人和集体，应该把集体的罪恶担在自己肩上，不应该只洗清消除自己的罪恶。罪恶应该是当事人自己加以判定的，才能在道德上真正的被判为有罪，“行为转眼即逝，但行为的意向却永远保存着。”恶行污染着道德良知，污染着身体、心理的意识，并构成了全民族的生命悲剧意识，也是我们的生命悲剧意识。

在文章最后的章节，乌氏以西班牙为立足点，纵观欧洲人文精神思想的发展历程，试图寻找出他所立论的理论基点，也就是用什么方式面对生命的悲剧意识，以此达到生命的永恒。首先从理智或理性主义学说中，人无法得到自我庇护和满足，他以浮士德为例，为了救赎，曾经研习哲学法律医药神学等，但结果仍是一无所知，浮士德拥向玛格丽特的怀抱，一个属于单纯心灵人类的女孩，使浮士德借有单纯信念的人而得到超解和救赎。哲学对于人们毕竟有距离，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打发时间，以此对我们来说更具有意义的就是获得永恒，这也是宗教态度的表现。实际上我们已越过逻辑和伦理的生命境界，越到宗教境界。这里对生命的划分，来自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对存在辩证的自由抉择的三种境界：感性、伦理和宗教。当人面对生命的脆弱和短暂这个事实，需要宗教的皈依来找到自己生命的根基，人无法从理性主义得到自我调护，而借助由宗教信仰凝聚出的文化传统，能够赋予生命最终的永恒结局。

语言是一种潜在的哲学，“思想依赖预先的判断，而预先的判断则转变成为语言。”而思想理智是由语言所承载。各种哲学的观念，如同唯名论者所指称的，不过是就是一些名称。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文化的过程都是透过个体才能表现出自身的完美性实际效力。

在乌氏看来，应当寻找西班牙思想上的英雄形象，而不是哲学，他比所有哲学家来的更为真实，他就是唐吉诃德，也可称为唐吉诃德式的哲学。其实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等现代哲学都试图建立宗教信仰的哲学，极力想使理智与信仰，科学与宗教间的矛盾冲突得以不朽永恒。无论是哲学划分为逻辑学、美学、和伦理学研究的范畴，对愉悦和痛苦还达不到根本的讨论。作为不可忽视的个体生命来说，从根源讲，宗教能起到它事半功倍的作用，宗教信仰所追寻的就是企望解救自己的个体性，使之达到永恒，它不借助于科学艺术伦理学，而上帝是我们必然的需要，我们之所以需要它，并不是因为它能教导我们真理，或是事物的美，道德的价值，而主要是因为它能解救我们，能够使我们不至于陷入全然灭绝的深渊，这是我们每个正常人所渴慕的。宗教的价值如同宇宙价值般具有它的普遍合理性，我们不仅仅关怀真善美，我们也同样关怀个体的救赎与永存。“人性的至高需求便是渴望能够不死，渴望永远享有我们个体界限的最高峰。”宗教的理论教义如果用所谓规范的理智来分析，基本上是不合逻辑美学伦理到原则。而哲学在讨论生命悲剧的学科，反映出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不可避免存内在的纠葛和矛盾。

西班牙民族灵魂中的哲学，对乌纳穆诺而言，内在悲剧就是类似于唐吉诃德灵魂的悲剧，他的行为就是不顺服这个世界，当然也不顺服于科学艺术美学道德伦理学，他把他的理想寄放在遥远的过去，他相信以此亦然能够驱使世界走向未来。唐吉诃德荒唐可笑的举动，或许就是人们自己灵魂中悲剧的表现，孤独的唐吉诃德的最大成就在于他一直被嘲弄，同时又能在嘲弄中得到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