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儿子生病住院，父亲去医院探望，我送父亲到一楼，临走父亲塞给我五百块钱。目送父亲离去，脚步蹒跚，忽然想起朱自清写的《背影》，不觉泪湿眼眶。
父亲与共和国同龄，由于家里的地都承包出去种软籽石榴了，家里没有什么活，父亲在家着急，于是四处找活干。说实话，六七十岁的老人，实在不忍心他外出，可是，父亲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下棋，在家里自己没有活干着急。没办法，表哥在郑州开了一个印刷公司，需要两个干杂活的，因此，就让父亲去了，一则自家人，不会让他太累，二则，有个事儿干着不着急。至今，父亲仍在表哥的工厂里打工，干些杂活。
父亲五岁时，奶奶因病去世，大伯十一岁，姑姑八岁，叔叔才三岁。爷爷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生活上的艰难可想而知。
我的父亲大人常教导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虽然文革时期家里被评为富农成份。自然父亲也成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正在初中上学的父亲，随着文革的“洪流”，青年学生到祖国各地串联，父亲和同学一起到了毛主席家乡韶山去，也有的同学上北京受毛主席接见。文革结束后，那时候，由于家庭出身问题，父亲的高中也上不成了，更别提考大学了。
回到家，在当时的生产队里，父亲开始学习干各种农活，上山采石头，编苇席，挑粪，耕地，每一样农活父亲很快就学会了，并且，成为行家。
随后，分田到户之后，父亲不忍心爷爷一个人在家老大，就没有外出学艺。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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