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绝对不是一种语言的装饰品，它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理性，是一种类似触觉、听觉的人类赖以生存的机能。在我们的生活中，隐喻时时刻刻都存在，它使得我们有可能通过一种熟悉的经验去理解另一种陌生的经验，从而将世界的不同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可以认知的整体。而新的隐喻，可以创造出新的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从而创造出新的现实。
任何艺术，首先是一种有关道德的技艺。这道德既非属于王室的僵硬雪白的假发，也不是反抗者手中的利刃，而是出自艺术家对于自己目光所及处的诚实，他们看得愈多，就愈明白表达的艰难，他们随后缤纷各异的形式和文体，实则都源自对这种艰难的不同体认。迈克尔·伍德视当代小说最杰出的那部分作品为“沉默之子”，那些难以言说之物，生命之树的复杂、暧昧、模糊和不可化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生命至深处的不可交流，种种这些都在逼迫诚实的人保持沉默，因为言辞是无力的，理念是苍白的，生命几乎是个无法表达表述的秘密，然而现代小说家的任务，恰恰就在于尝试讲述者这个无法讲述的秘密。这几乎是一个悲剧英雄般的任务，而小说家所能凭恃的，也唯有诚实。
对小说家而言，个人经历再丰富，也有写完的时候，书写自我也是一个消耗自我的过程，最终，倘若这样的自我书写一直要持续下去，免不了会走向某种自我抽空和自我作伪。现代生活之所以会呈现某种平庸与孱弱的面目，如查尔斯·泰勒所言，是和过分而变态的自我关注相关联的；而现代小说最卓有成效的教育功能，就是逼迫那些书写者乃至阅读者，暂时离开自己，去成为另外一些人。通过尝试理解和虚构陌生和异质的另外一些人，一个小说写作者或读者，能够更好地定义自我，从而将自我的存在感与更广阔的整体相连接，从而生生不息。像埃科这样的小说作者，于是就可以一部部这样写下去，于是在他的每一部虚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与大地始终相连的、安泰般强力的作者本人。
至少是在《花街往事》里，路内已经有意识地避免使用一切诸如谋杀、强暴、死亡之类的极端事件来推动叙事和点染情绪。将某种生活的可能性认真追究下去，直至力所能及的岐路尽头，且为之歌哭，这是一回事；将生活的可能性预先简化成几种极端行为，再企图像一个冒牌人类学家似的予以不动声色的观测，这是另一回事。简化论者似乎相信，对每个人而言，那最恶劣的方面才是最真实的；简化论者一直在宣扬诚实，盼望坦诚地表现恶和平庸，但这样的宣扬和盼望，滋生的只是新的欺骗。因为，所谓生活，其实永远就是在复杂的例外之中，人性的曲木在确定的求生本能和不确定的自由意志之间来回摆动，无从简化归纳。作为一个健全而诚实的人，他只能对此理解，并对每一种偶发事件和可能后果都报以尊重；但作为一个健全而诚实的小说家，他要做的东西会更多一点，他需要在虚空中奋勇构筑坚实的形状，以容纳人性中稍纵即逝的向着善与美的意志，并以此更好地理解和安慰，身处这一片变化不定中的人们。
施莱格尔《批评断片集》第37则：“为了就某个对象写出好的作品，人们必须不在对它感兴趣。人们想要审慎表达的思想，必须是已经完全过去了的，根本不再使人为它费思量。只要艺术家还在挖空心思地构想，海外热情澎湃，至少对于传达而言，他就还处在一个不自由的状态中。她于是想把一切都和盘托出，而这正是青年天才们的一个错误倾向，或者说是老朽们正确的成见。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忽视了自我限制的价值和尊严……因为无论如何，只要人们不对自己进行限制，世界就限制人们；从而人们就变成了奴隶。……然而一个作家若纯粹想要并且能够说出自己的思想，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不留一点余地，这样的作家是很可悲的……”
“对作家来说”，毛姆讲：“在茶馆里瞥见某人或是在轮船的吸烟室里和某人聊上一刻钟往往就足够了。他所需要的全部就是那薄薄的然而肥沃的土层，使他可以在其上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对人性的认识和天真的本能进行建造。”
伊坂幸太郎《重力小丑》：小丑在空中秋千上穿梭时，完全忘却了重力。
真正重要的东西就要明朗地传达出来，就像背负之物越重，脚步就该越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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