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要求人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人负责”。萨特的这番话也体现出康德道德哲学对他的影响。存在主义者不相信有什么可以为一个人指明方向，也没有什么可以代替人自己做出选择。可以说，人是被逼着自由的。除了自己承担一切，人别无选择。
萨特在书中谈及了自己的一个学生，也就是遇到了本篇开头处提到的两难的人。“二战”期间，这个学生的哥哥在战争中阵亡了，因此想为哥哥报仇，但是他不能离开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完全为他而活，他一旦离开，母亲也将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意义。报国抗战还是陪伴母亲？这确实是一道难以抉择的选择题。更关键的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做出选择。这个故事也包含了萨特对康德的批评。按照康德伦理学的要求，永远不要把另一个人当作手段，而要把人当作目的。萨特根据康德的理论来看这个学生的处境后发现，这个学生如果选择和母亲在一起，就是把母亲当作一个目的，那么战场上为他、为法兰西而战斗的人就间接地被当作了手段；他如果选择去战斗，那么就不得不牺牲母亲，把母亲当作成全自己的手段。所以，康德伦理学在现实的具体场景中往往会展示出矛盾。萨特当时只给了那个年轻学生一个很简单的回答：“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这个回答是残酷的，却也是诚实的。因为人要决定如何成为自己，所以才会感受到那种选择的重担和痛苦。“人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自己造就的那样”，存在先于本质，意味着人是否定性，同时也是开放性。萨特在这篇短文中想要提出，存在主义不是绝望、孤独和无助的哲学，而是可以为人的选择和行动提供基础的哲学。
英雄承担责任，懦夫选择自欺
萨特的哲学是他文学的骨架，而萨特的文学则是哲学的化身。比如在小说《恶心》中，萨特就借主人公洛根丁之口，真切地刻画出人在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人生的重担却注定孤立无援时，内心的极度焦虑与恐慌：“我惊骇地望着这些不稳定的东西，再过一小时，再过一分钟，这些东西也许会坍倒下来……因此一切，一切都可能发生……一种真正的恐慌攫住了我……我苦恼地一再问自己：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呢？一切都可能发生。”
针对这种恐慌，在1943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提出了“处境中的自由”的概念和三个基本论点：无限自由、无限责任、虚假信念。
首先，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这种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特定的“处境下的自由”。有五种特定的处境：位置、过去、周围、邻人和死亡。人们必须面对一些已经确定的事实，而那些事实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前提和限制。人们不能改变过去的事情，但可以改变过去事情的意义。
其次，“人具有无限责任”。这意味着人们要对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负责，还要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负责。人在具体的处境中进行自由的选择，意味着人的行动总是处在普遍的同他人的关系中。所以人的行动不能是任意随性的，而是时刻要对他人负责。这不是大而无当的道德说教，而是从严格的无神论立场推演出的必然结果。人没有上帝的关照，所以必须独自承受存在的重担。
最后，人具有“虚假信念”，或者说人很会“自欺”。有些人在面对绝对自由和无限责任的时候，会通过自我欺骗来尝试躲避自由和责任。自欺的人不会否定自我，把自己包裹起来，躲在自己建立起来的假象当中，不愿意走出来。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到这样一类人：他们不进行自由选择，而是由其外在环境、由既成事实而确定自身。萨特把这类人叫作“懦夫”。还有一些人则是忘记了自己赋予生活的意义，萨特称他们为“坏蛋”。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餐厅里吃饭时，萨特遇到了一名服务生。这个服务生费力讨好客人，好像他生来就是一个服务生，而不是一个人。他对客人阿谀奉承，卑躬屈膝，而且动作敏捷。萨特不禁在想，这样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街头音乐家，或者一个山区的牧羊人。但是在那一刻，他只是一个过度奉承的服务生。
和懦夫相反的是英雄。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英雄呢？萨特在戏剧《苍蝇》里刻画了一个他心中的英雄形象。在这部以希腊为背景的剧中，俄瑞斯忒斯为父亲阿伽门农王复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阿尔戈的人们非常愤怒，想要把他千刀万剐，于是俄瑞斯忒斯对阿尔戈的人们说道：“你们看着我，阿尔戈人，你们明白了，我的罪过由我担当；我面对这太阳承认我的罪过，它是我生存的理由和我的骄傲，你们不能惩罚我，也不能可怜我，因为，我使你们害怕。”在俄瑞斯忒斯身上可以看到，人不是由他的出生决定的，而是由他接受的和主动选择的东西来决定的。“存在主义者说，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转变的关键只在于四个字：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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