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

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汉>司马迁

会议室里的陌生人

人为什么要读书？经常有人说是为了改变自己。

但问题是，改变是怎么发生的？人就像一只空桶，而知识像水一样注入其中吗？知识越多，桶就越满，人的能力就越强吗？

这个逻辑链条太粗糙了。

人的改变每天都会发生，改变的方向也未必符合自己的期待。不是经常有人说：“我终于变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吗？

实际上，知识改变命运常常是通过一个介质——人格——来实现的。

我们读过的书，大部分都会遗忘。但如果我们在书中遇到喜欢的人，尊敬的人，有趣的人，他们做事的方式就会留下来，变成清晰的烙印，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司马迁在《史记》中，两次写到了同一句话：“想见其为人。”

一次是说孔子，“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还有一次是说屈原，“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读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意思是我读了屈原写的文章，为他的志向不能实现而悲伤；贬职到长沙，经过屈原自沉的地方，也经常流下眼泪，追还他的为人。

你看读书的结果不是记住了什么信息，而是能够看到那些自己倾慕的人，感知他们的境遇，为他们欢喜，为他们赞叹，为他们流泪，从此把他们留驻在自己的世界中。生命中每多一个这样的人格，我们就向更好的自己迈进了一步。

这是人独有的能力。一只猪看见另一只猪的遭遇会无动于衷，而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的遭遇，无论悲喜都会感同身受。这种能力是进化史上的奇迹。之所以拥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中有一种叫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细胞。

关于共情最引人注目的新发现并非来自社会心理学，而是来自神经科学。基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最近研究表明，当我们观察其他人做某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与此动作相应的一部分运动神经元也活跃起来。这些所谓的镜像神经元可能是共情的解剖学基础。神经科学学家认为，在观察他人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时，镜像神经元为我们提供了自动的内在表征，这种表征进而被无意识地转化为我们边缘神经系统里关于感情的经验性反应。因而，在神经层面，诚如休谟所说，我们的心灵是他人心灵的镜子。

——<美>迈克尔·L.弗雷泽《同情的启蒙》

有了镜像神经元，我们就有能力在自己体内复制他人的感受。在看体育比赛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支持的一方紧张得发抖。在看电影的时候，好人挨打，我们也会产生躲闪的冲动。

这不是靠理智和情感，这是本能。那些人格活在了我们体内。

可以把我们的头脑想象成一间会议室。最开始我们孤零零地坐在里面，独自面对一切顺逆境遇。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有更多的人走进这间会议室，安坐下来。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师长、朋友，也可能是我们在书中读到的人。年纪越大，这间会议室里的人就越多。每当遇到艰难的选择，他们就会把意见放到桌上，供我们参考。

读书多的人不见得知识更多，但他们的头脑会议室里坐满了厉害的角色，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相反，他们最终会将一个人活得像一支队伍。

更神奇的是，我们不必真的认识这些人，也不必了解他们人生的全部细节，只需要一些非常简单的线索，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就能启动对他们的感知。

据说现在在迪士尼公司，一个人如果做了一件很棒的事，仍会得到一句表扬：“沃尔特·迪士尼先生会很高兴你这么做的。”

你不觉得奇怪吗？迪士尼先生在1966年就去世了。但今天的人仍然能够清晰地知道，如果看到我当前的处境，他会建议我怎么做。

我喜欢读传记，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个秘密。而且我读传记的时候往往也只重点读主人公，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选择，一旦读懂这个选择，“永远活在我心中”就不是一句空话。

比如，得到APP的北京总部，两间最大的会议室分别被命名为“蔡元培”和“张元济”，就是为了让同事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能想一想：如果是蔡元培先生和张元济先生面临着我们今天的处境，他们会怎么做？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现代教育家。关于他的书很多，比如《蔡元培传》《蔡文培自述》《蔡元培年谱》《蔡元培日记》《追忆蔡元培》等等。我们不可能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读完。但是没关系，在我们脑子里，只要有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就足够了。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

我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做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照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员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至少可以读到蔡元培的两个重要原则。第一，在学术上不拘一格，兼容并包。第二，在选择老师的时候，坚守标准，如遇外界压力，一身当之。

有一次我问一位著名的中学校长：“那么多人托关系，找你什么是一定要守得底线？什么是可以妥协的空间？”他说：“可以降低标准收学生，但是绝不能降低标准招老师。在招老师这件事上，谁说话也没用。这是一名好校长的底线。”他还说他是跟蔡元培先生学的。

估计他和我一样也读过《蔡元培自述》中的这一段。

再来说一说张元济先生。张元济比蔡元培大一岁，跟蔡元培一样，也是光绪壬辰科（1892年）的进士，也是明清翰林出身。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的时代难题都是类似的：怎么在中华文明的内部消化西方舶来的现代技术元素？

张元济做的是出版业。拿到现代印刷机的人，表面看起来有两种选择：一适应各种街头小报流行小说，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流量内容。二是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出版教科书，整理传统典籍，引进西方学术著作。这两个选择看起来前者更有商业价值，后者好像只是一种情怀。

但是结果恰恰相反：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不仅走了后一条路，而且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02年，商务印书馆的资本是五万元，到了1922年，就已经达到500万元了。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它不仅是中国出版行业的第一名，也是中国所有民营企业的第一名。到了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日本炸毁的时候，它的资本积累已经到了2000万元左右。

凭什么挣到这么多钱？就是文化建设。从编写大中小学的教科书到编纂《辞源》这样的大型工具书；从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到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从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到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从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十多种各科杂志；到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等，进而发展公益事业，商务印书馆几乎主导了那个年代所有基础文化的建设工作。

叶圣陶先生曾回忆说：“我幼年初学英语，读的是商务的《华英初阶》，后来开始接触外国文学，读的是商务的《说部丛书》；至于接触逻辑、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也由于读了商务出版的严复的各种译本。我的情况绝非个别的，本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可以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叶先生说了饮水思源的意思，历史诚然如是。

——吴方：《回响的世纪风玲》

今天，用“张元济”来命名的会议室，就是让自己每时每刻都能看到这样的道路：不用天天追逐流量，做经典文化的知识服务，不仅能创造社会价值，也能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

全文摘抄自 罗振宇《阅读的方法》